王怡滢摘 要： 清朝末期，随着国门的打开，经济和政治遭到影响，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国内，此时，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在翻译的推动及筛选作用下，古白话战胜文言，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语言载体。翻译又为古白话增添了西方的词语、句法，为汉语所用，更重要的是为古白话带去了新的思想观念，将古白话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最终发展为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既与古汉语一脉相承，又接近西方文化。关键词： 翻译 文言 古白话 新白话一、引言在下笔之际，译者无可避免地面临一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译语表达。也就是说，在当时特殊的环境背景下，外语翻译成汉语时，应该选择文言还是白话作为译语，许多文人志士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这种矛盾在五四运动时期更加剧烈。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碰撞的时代，是文言与白话竞争的时代。在翻译的作用下白话逐渐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外来文化对新白话是否产生了影响？二、文言与白话的关系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强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中国，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本国的文化，尤其是汉语的演变。许多学者关注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关系。张中行[1]认为文言与白话是彼此区分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词汇语法系统，文言与白话各有一个系统，很多时候很多部分不能通用。李宗双[2]（90-91）认为，文白之间是交互的关系。五四运动时期，无论是梁启超还是陈独秀，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且都对文言有充分的了解，所以才能认识到文言的不足。白话才能去粗取精，才能在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通过他的话，不难得出文白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的关系。王文元[3]（91-95）說无论是严复还是林纾，他们用文言文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目的都是要挽救、保护文言文，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他们的失败使得“欧式白话”更受欢迎，更易于被接受。他说语言这东西，简单的优于复杂的。由此可以看出文言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比白话更加复杂难懂。梁志明[4]认为文言作为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通过以上学者对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关系的描述，可以得出结论：文言与白话看似互不相通，又一脉相承。文言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千年，有其优越性和合理性。但随着外来文化的流入，它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便成为缺陷和局限。白话保留文言的精华，又独立于文言，易于文言，所以被保留下来并继续发展。在所有东西都旧破立新的那个时代，白话能顺应时代变化，更能被大众所接受。在当时外来文化入侵的文化背景中，急需一种载体承接两种文化。翻译作为两种文化交流的媒介，在白话发展为新白话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三、翻译与文言和古白话清末民初，国门打开，国人开始接触外来文化。为救国，许多文人志士开始接触、了解、翻译西方文学。严复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的作品之一《天演论》便是用文言表达的，但译文却表达不出原文本意。后来林纾用文言文翻译西方著作，更加远离原著之意。文言文难以完成中西方文化的衔接，译者只能将目光转向白话。白话文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被西方文化改变。（一）文言的特点文言是中国流传几千年的语言精髓，深含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思想体系及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守旧性。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文言文体起于诗歌，诗歌富于韵律，容易为人记诵，传而不遗[3]（91-95），因此能流传千年。文言过于讲究韵律之美，追求美的极致，决定了它难以作为译入语的载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学者们需要大量新的著作、新的思想来改变封建社会留下的陈旧思想。文言过于讲究韵律，译者用文言，需有深厚的文言功底，并且要为之不断钻研并修改，耗费大量的时间。从翻译的角度来讲，首先需要确定将哪些人作为目标读者。在某种意义上，文言文就是中国士大夫为摆弄汉字而设置的[3]（91-95），将文言文作为载体，意味着读者只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在五四特殊时期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文言文作为语言系统，在整体上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体系。与西方的语言，不仅仅是词语句法层面不同，更在于文化和思想体系不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限制了文言，并为白话作译语提供了环境，而白话打破了文言相对僵化的形式，得到了新的发展。（二）古白话的特点白话文自古有之，在很长的历史中是与文言并存的，并非“白话文运动”的产物。古白话是汉语内部发生的一种语言变异，主要来源于民间，包括方言、俚语、通行的官话等。在形式上，并不受八股的约束。白话文主要源于民间口语，流通性和时代性较强，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白话还有另一大特点，即通俗易懂。蒋绍愚[5]（1-13，198）说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二是清白，三是明白。简单来说就是通俗易懂，易于表达。中国古代白话主要是工具层面的语言，不同于有独立的语言系统的文言。但白话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构不成独立的语言系统，只是文言的补充[6]。正因为白话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是附庸，所以具有包容性，可以按照一定的意见改造，变为既有文言文的精髓，又可以接纳西方文化。比较文言与白话的特点，可以揭示在五四时期，白话脱颖而出、成为连接中西文化的载体的原因。白话被选择成为载体，接触着西方语言、思想、文化。这对白话是否会产生影响呢？（三）翻译在白话走向新白话过程中的作用白话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古白话，二是新白话。这二者的区分，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界定。但普遍认为所说的“古白话”是五四之前的白话。现代白话即五四之后形成的新白话，即后来所说的现代汉语。古白话到新白话的过渡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发生的。在翻译外来文学著作的过程中，吸收接纳了一些中国不曾出现的新的词汇与语法。五四运动后的白话文是一种全新的语言体系，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言文，不同于旧白话，也不同于西方的语言体系。1.词汇、句法方面在翻译界，面对文化差异时，常用两种策略处理：异化（Adaption）和归化（Alienation）。不管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无法做到泾渭分明。常常以一种策略为主，又含有另一种策略。正是这种“文化混杂”为白话增添了新的词汇和句式。1865年，英国传教士宾威廉重译基督教文学作品——英国作家班杨的《天路历程》。虽将含有西方基督教义的图画换成带有中国佛教寓意的图画，使用中国官话白话作为语言载体，但他在每卷结尾都附上自创的诗歌。这些诗歌大部分摆脱了中国古诗固有的模式，为中国白话增加了西方色彩[7]（64-68）。不管是白话的使用还是其中夹杂一些西方词汇和句式的用法，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汉语的使用，又有别于西方语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白话即现代汉语的词汇及句法资源。据原新梅[8]（32-34）的统计，《新青年》中的外来词主要来源于欧美国家及日本。该杂志收集了878个外来词，其中科学文化及社会方面的词汇占到了31.8%。比如政治翻译。梁启超在翻译日本政治小说时，采取直接翻译的策略，如“议院”“权利”“自由”“立宪”等。这些词汇不同于当时中国忠君的儒家思想，含有现代政治的特色，给中国的政治引入了一股新的潮流，丰富了新白话的词汇。汉语是意合语言，注重意义的表达，且句子多为短句，为避免表达过于烦琐，会将过多的修饰语分开表达。英语是形合语言，注重形式，习惯将句子中的修饰语按照一定规则放置。通过比较古白话与新白话，便能发现新白话吸收了西方语言的一些句法特点。赵婧[9]比较了《红楼梦》与徐志摩的翻译著作。她以《红楼梦》第二十五回为例：不过除香烛之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点个大海灯。那大海灯就是菩萨现身的法像，昼夜不息。由此能看出中国古白话习惯将修饰语分开表达，形成短句。徐志摩在翻译时采用西方的表达方法：他已经伸手去摸她的破旧的、压坏的、黑皮的钱包。他将多个描述钱包的修饰语放在一个句子中，形成一个长句，区别于传统的汉语表达方式。2.思想方面古白话与新白话在语言层面没有根本的区别，都以象形文字存在，都是汉语。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思想和观念。在思想层面，新白话既继承了古汉语思想，又吸收、接受、改用了西方的话语方式，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部分的西方思想。新白话在思想层面，既与古代汉语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又与西方思想接近。那么新白话是如何吸收西方思想的呢？许多学者认为语言是工具，但也观察到了语言与思想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瞿秋白认为通过翻译为中国输入新内容，即输入新思想或思维方式，不仅仅增加词汇、改革语法，最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改变了汉语[6]。举例说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著作不仅有小说，还有很多戏剧。其中王尔德、易卜生的戏剧含有很多婚恋、女性独立等思想。罗列、穆雷[10]（68-75）对比了沈性仁与潘家洵关于《遗扇记》的译文。其中有一个片段是这样的，温夫人得知丈夫给另一个女人花了一大笔钱，为了证实，她打算查看丈夫的财务：“He loves me！ He loves me！ But why should I not look？ I am his wife， I have a right to look！”在处理“right”一词时，潘家洵译为“我可以看得的”，沈性仁采取直译的方法，直接译为“权利”。相比较潘委婉的翻译，沈大胆表明妻子与丈夫是完全平等的。这与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不同。一直以来，温柔顺从、以夫为天是中国女性应该遵守的规则，但沈性仁的译文却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为中国女性思想的平等、自由、独立打开了大门。四、结语清末，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国内，翻译在中西文化接触中起着推动及筛选作用。由于文言、白话的不同特点，翻译选择白话作为载体。在古白话走向新白话的过程中，翻译又起着补充作用。古白话不仅增加了词汇，还在思想层面引进了新术语、新概念、新的说话方式，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汉语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而形成的，不仅吸收了中国古代文言文的词句，借鉴了民间口语，还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在整个过程中，翻译都功不可没。参考文献：[1]张中行.文言与白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2]李宗双.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的话语转向[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37（11）.[3]王文元.论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转型[J].天中学刊，2007（06）.[4]梁志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下的白话文运动[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5]蒋绍愚.也谈文言和白话[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4（02）.[6]高玉.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0.[7]陈平原.作为“绣像小说”的《天路历程》[J].书城，2003（09）.[8]原新梅，梁盟.《新青年》中的外来词——兼谈“五·四”时期外来词的特点[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9]赵婧.论五四时期文学翻譯文体欧化的动因[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10]罗列，穆雷.女翻译家沈性仁与《遗扇记》中的性别意识——“五四”时期《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汉译比较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11，32（05）.
王怡滢
摘 要： 清朝末期，随着国门的打开，经济和政治遭到影响，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国内，此时，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在翻译的推动及筛选作用下，古白话战胜文言，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语言载体。翻译又为古白话增添了西方的词语、句法，为汉语所用，更重要的是为古白话带去了新的思想观念，将古白话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最终发展为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既与古汉语一脉相承，又接近西方文化。
关键词： 翻译 文言 古白话 新白话
一、引言
在下笔之际，译者无可避免地面临一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译语表达。也就是说，在当时特殊的环境背景下，外语翻译成汉语时，应该选择文言还是白话作为译语，许多文人志士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这种矛盾在五四运动时期更加剧烈。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碰撞的时代，是文言与白话竞争的时代。在翻译的作用下白话逐渐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外来文化对新白话是否产生了影响？
二、文言与白话的关系
张中行[1]认为文言与白话是彼此区分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词汇语法系统，文言与白话各有一个系统，很多时候很多部分不能通用。
李宗双[2]（90-91）认为，文白之间是交互的关系。五四运动时期，无论是梁启超还是陈独秀，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且都对文言有充分的了解，所以才能认识到文言的不足。白话才能去粗取精，才能在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通过他的话，不难得出文白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的关系。
王文元[3]（91-95）說无论是严复还是林纾，他们用文言文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目的都是要挽救、保护文言文，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他们的失败使得“欧式白话”更受欢迎，更易于被接受。他说语言这东西，简单的优于复杂的。由此可以看出文言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比白话更加复杂难懂。
梁志明[4]认为文言作为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
通过以上学者对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关系的描述，可以得出结论：文言与白话看似互不相通，又一脉相承。文言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千年，有其优越性和合理性。但随着外来文化的流入，它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便成为缺陷和局限。白话保留文言的精华，又独立于文言，易于文言，所以被保留下来并继续发展。在所有东西都旧破立新的那个时代，白话能顺应时代变化，更能被大众所接受。
在当时外来文化入侵的文化背景中，急需一种载体承接两种文化。翻译作为两种文化交流的媒介，在白话发展为新白话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翻译与文言和古白话
清末民初，国门打开，国人开始接触外来文化。为救国，许多文人志士开始接触、了解、翻译西方文学。严复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的作品之一《天演论》便是用文言表达的，但译文却表达不出原文本意。后来林纾用文言文翻译西方著作，更加远离原著之意。文言文难以完成中西方文化的衔接，译者只能将目光转向白话。白话文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被西方文化改变。
（一）文言的特点
文言是中国流传几千年的语言精髓，深含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思想体系及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守旧性。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文言文体起于诗歌，诗歌富于韵律，容易为人记诵，传而不遗[3]（91-95），因此能流传千年。文言过于讲究韵律之美，追求美的极致，决定了它难以作为译入语的载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学者们需要大量新的著作、新的思想来改变封建社会留下的陈旧思想。文言过于讲究韵律，译者用文言，需有深厚的文言功底，并且要为之不断钻研并修改，耗费大量的时间。
从翻译的角度来讲，首先需要确定将哪些人作为目标读者。在某种意义上，文言文就是中国士大夫为摆弄汉字而设置的[3]（91-95），将文言文作为载体，意味着读者只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在五四特殊时期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文言文作为语言系统，在整体上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体系。与西方的语言，不仅仅是词语句法层面不同，更在于文化和思想体系不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限制了文言，并为白话作译语提供了环境，而白话打破了文言相对僵化的形式，得到了新的发展。
（二）古白话的特点
白话文自古有之，在很长的历史中是与文言并存的，并非“白话文运动”的产物。古白话是汉语内部发生的一种语言变异，主要来源于民间，包括方言、俚语、通行的官话等。在形式上，并不受八股的约束。白话文主要源于民间口语，流通性和时代性较强，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白话还有另一大特点，即通俗易懂。蒋绍愚[5]（1-13，198）说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二是清白，三是明白。简单来说就是通俗易懂，易于表达。中国古代白话主要是工具层面的语言，不同于有独立的语言系统的文言。但白话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构不成独立的语言系统，只是文言的补充[6]。正因为白话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是附庸，所以具有包容性，可以按照一定的意见改造，变为既有文言文的精髓，又可以接纳西方文化。
比较文言与白话的特点，可以揭示在五四时期，白话脱颖而出、成为连接中西文化的载体的原因。白话被选择成为载体，接触着西方语言、思想、文化。这对白话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三）翻译在白话走向新白话过程中的作用
白话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古白话，二是新白话。这二者的区分，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界定。但普遍认为所说的“古白话”是五四之前的白话。现代白话即五四之后形成的新白话，即后来所说的现代汉语。古白话到新白话的过渡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发生的。在翻译外来文学著作的过程中，吸收接纳了一些中国不曾出现的新的词汇与语法。
五四运动后的白话文是一种全新的语言体系，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言文，不同于旧白话，也不同于西方的语言体系。
1.词汇、句法方面
在翻译界，面对文化差异时，常用两种策略处理：异化（Adaption）和归化（Alienation）。不管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无法做到泾渭分明。常常以一种策略为主，又含有另一种策略。正是这种“文化混杂”为白话增添了新的词汇和句式。1865年，英国传教士宾威廉重译基督教文学作品——英国作家班杨的《天路历程》。虽将含有西方基督教义的图画换成带有中国佛教寓意的图画，使用中国官话白话作为语言载体，但他在每卷结尾都附上自创的诗歌。这些诗歌大部分摆脱了中国古诗固有的模式，为中国白话增加了西方色彩[7]（64-68）。不管是白话的使用还是其中夹杂一些西方词汇和句式的用法，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汉语的使用，又有别于西方语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白话即现代汉语的词汇及句法资源。
据原新梅[8]（32-34）的统计，《新青年》中的外来词主要来源于欧美国家及日本。该杂志收集了878个外来词，其中科学文化及社会方面的词汇占到了31.8%。比如政治翻译。梁启超在翻译日本政治小说时，采取直接翻译的策略，如“议院”“权利”“自由”“立宪”等。这些词汇不同于当时中国忠君的儒家思想，含有现代政治的特色，给中国的政治引入了一股新的潮流，丰富了新白话的词汇。
汉语是意合语言，注重意义的表达，且句子多为短句，为避免表达过于烦琐，会将过多的修饰语分开表达。英语是形合语言，注重形式，习惯将句子中的修饰语按照一定规则放置。通过比较古白话与新白话，便能发现新白话吸收了西方语言的一些句法特点。赵婧[9]比较了《红楼梦》与徐志摩的翻译著作。她以《红楼梦》第二十五回为例：不过除香烛之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点个大海灯。那大海灯就是菩萨现身的法像，昼夜不息。由此能看出中国古白话习惯将修饰语分开表达，形成短句。徐志摩在翻译时采用西方的表达方法：他已经伸手去摸她的破旧的、压坏的、黑皮的钱包。他将多个描述钱包的修饰语放在一个句子中，形成一个长句，区别于传统的汉语表达方式。
2.思想方面
古白话与新白话在语言层面没有根本的区别，都以象形文字存在，都是汉语。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思想和观念。在思想层面，新白话既继承了古汉语思想，又吸收、接受、改用了西方的话语方式，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部分的西方思想。新白话在思想层面，既与古代汉语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又与西方思想接近。
那么新白话是如何吸收西方思想的呢？
许多学者认为语言是工具，但也观察到了语言与思想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瞿秋白认为通过翻译为中国输入新内容，即输入新思想或思维方式，不仅仅增加词汇、改革语法，最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改变了汉语[6]。
举例说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著作不仅有小说，还有很多戏剧。其中王尔德、易卜生的戏剧含有很多婚恋、女性独立等思想。罗列、穆雷[10]（68-75）对比了沈性仁与潘家洵关于《遗扇记》的译文。其中有一个片段是这样的，温夫人得知丈夫给另一个女人花了一大笔钱，为了证实，她打算查看丈夫的财务：“He loves me！ He loves me！ But why should I not look？ I am his wife， I have a right to look！”在处理“right”一词时，潘家洵译为“我可以看得的”，沈性仁采取直译的方法，直接译为“权利”。相比较潘委婉的翻译，沈大胆表明妻子与丈夫是完全平等的。这与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不同。一直以来，温柔顺从、以夫为天是中国女性应该遵守的规则，但沈性仁的译文却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为中国女性思想的平等、自由、独立打开了大门。
四、结语
清末，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国内，翻译在中西文化接触中起着推动及筛选作用。由于文言、白话的不同特点，翻译选择白话作为载体。在古白话走向新白话的过程中，翻译又起着补充作用。古白话不仅增加了词汇，还在思想层面引进了新术语、新概念、新的说话方式，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汉语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而形成的，不仅吸收了中国古代文言文的词句，借鉴了民间口语，还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在整个过程中，翻译都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张中行.文言与白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李宗双.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的话语转向[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37（11）.
[3]王文元.论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转型[J].天中学刊，2007（06）.
[4]梁志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下的白话文运动[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5]蒋绍愚.也谈文言和白话[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4（02）.
[6]高玉.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0.
[7]陈平原.作为“绣像小说”的《天路历程》[J].书城，2003（09）.
[8]原新梅，梁盟.《新青年》中的外来词——兼谈“五·四”时期外来词的特点[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9]赵婧.论五四时期文学翻譯文体欧化的动因[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10]罗列，穆雷.女翻译家沈性仁与《遗扇记》中的性别意识——“五四”时期《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汉译比较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11，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