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于：本文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段玉裁、王念孙“问学交”的标本价值
文丨王华宝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清代段玉裁、王念孙都是人们称颂的学术大师，王念孙用“问学交”来概称他们的人生情谊。论文从后人将清代的语言文字之学径称为“段王之学”、段王所呈现出的清代学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段王的“问学交”的认知价值及其对当代“君子”文化建设的角度，讨论“问学交”的标本价值及当代借鉴意义
关键词：段玉裁 王念孙 问学交 价值
清代金坛段玉裁（1735—1815）“湛深经史，尤精六书”[1]，有“一代朴学宗师”之称。高邮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以精通小学、校勘见长，人称“高邮二王”。段玉裁与王念孙的人生情谊，王念孙为什么以“问学交”来概括？后人为什么将乾嘉时代的“小学”即语言文字之学径称为“段王之学”？段王所呈现出的清代学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有哪些？段王的“问学交”有怎样的认知价值和借鉴意义？基于文献史料，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研讨。
段玉裁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816年，王念孙应玉裁之子的请求，作《大清敕授文林郎四川巫山县知县段君墓志铭并序》，文中有“念孙与君为问学交，义不敢辞”[2]。王氏所作段氏铭，对段氏一生简要经历、学术师承、重要学术观点、主要成果和学术贡献等，做了精当的评述。该文是研究段玉裁重要的文献资料，“问学交”三字也是二人交游最精当的写照。这是二人“问学交”说的直接来源。
“段王之学“的表达经过一断凝炼的过程。段玉裁、王念孙等以小学通经，取得很高成就，这是首要条件。陈奂《师友渊源记》王念孙条目有“稍长，从学于戴东原先生，故戴氏有段、王两家之学”之语[3]。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指出：“而段、王之学，溯源戴君，尤长训诂，于史书、诸子转相证明，或触类而长，所到冰释。”[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总结说：“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其在《说文》，则有段玉裁之《说文注》，桂馥之《说文义证》，王筠之《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其在《说文》以外之古字书，则有戴震之《方言疏证》，江声之《释名疏证》，宋翔凤之《小尔雅训纂》，胡承珙之《小尔雅义证》，王念孙之《广雅疏证》，此与《尔雅》之邵、郝二疏略同体例。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书，差无疑滞矣。而以极严正之训诂家法贯穴群书而会其通者，则王念孙之《经传释词》（按，今多属之王引之）、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最精凿。”[5]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是基本条件。
当代著名学者在个人论著中也不断称述“段王之学”。如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清代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隆盛时期。一般人所称的乾嘉学派，指的是段、王之学，那是十八世纪下半期到十九世纪上半期。”后人将乾嘉时代的“小学”乃至乾嘉学派径称为“段王之学”，并称：“段、王二氏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6]何九盈《乾嘉时代的语言学》认为：“后人把乾嘉时代的小学径称为‘段王之学’，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段、王是乾嘉语言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道路基本相同，都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推进了古代语言学的发展。”[7]王宁在1983年也曾发表《谈“段王之学”的继承和发展》[8]，此后“段王之学”渐成当代常用术语。“段王之学”在当今学术界仍传承光大，这表明其有着强大的学术生命力。综下可见，段王“问学交”值得关注。
二、段王“问学交”的多维呈现
古代学者交流，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段王直接会面的次数，据文献考查，有记载的仅有一次；段氏《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收录“与王怀祖书”六通；二人互为作序，段为王作《广雅疏证序》，王为段作《说文解字注序》，相互交流促进；二人在致他人书信中也多有提及对方之语；互相介绍学友，如陳鳣即由王念孙介绍认识玉裁；王念孙在段玉裁身后为他作《大清敕授文林郎四川巫山县知县段君墓志铭》，等等。段王“问学交”的方式表现为“多维呈现”。
《经韵楼集》
（一）段王“把晤”
乾隆五十四年（1789）八月，段玉裁因家庭官司赴京师寻求帮助。这是段氏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入京师，数月后返回金坛，两年多即迁居苏州。此次入都，最大的收获应是得识新知王念孙、陈鳣，得沐旧雨邵晋涵等，并成为过从甚密、相知极深的学友，从此奠定了一生的情谊，留下一段学术佳话。
后来段玉裁写给刘端临的信中说“非怀祖及足下安能知我也”，引为知己。王念孙笔下也有表述，如王念孙《与刘端临书第二》说：“若膺先生在都时，快谈一切，窃恨相见之晚。其所著《尚书考异》，发前人所未发，有功经学甚巨，与《说文解字读》《六书音均表》，皆不朽之业也。”[9]《答江晋三论韵学书》说：“己酉仲秋，段君以事入都，始获把晤，商订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声，月、曷以下，非脂之入，当别为一部，质亦非真之入，又质、月二部皆有去而无平上，缉、盍二部则无平上而并无去，段君从者二（谓侯部有入声，及分术、月为二部），不从者三。自段君而外，则意多不合，难望钟期之赏，而鄙书亦终未付梓。”[10]王念孙当面与段玉裁进行商讨，指出不足之处，并部分获段氏认同。信中“快谈”“把晤”与“钟期之赏”，是富有深厚情谊与学术知音的用语及典故。“快谈”即畅快交谈，明人沈德符《野获编·释道·二大教主》：“ 温陵李卓吾 ，聪明盖代，议论间有过奇，然快谈雄辩益人意智不少。”以“快谈”与“雄辩”连用；“把晤”即握手晤面，有亲密之义；而“钟期之赏”是用典，引为知音，《列子·汤问》记载伯牙鼓琴“高山流水”、钟子期听琴必知高妙，《汉书·扬雄传下》有“是故钟期死，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与众鼓”之语，后以“钟期”喻知音，如嵇康有“钟期不存，我志谁赏”诗句，元李好古《张生煮海》第一折：“流水高山调不徒， 钟期一去赏音孤。” 由此可知这唯一的相见对二人、对中国学术史的意义。
段玉裁与王念孙初晤于京师，见到王氏《广雅疏证》，大为赞赏。王念孙之子王引之追忆说：“段茂堂先生入都，一见是书（按：指《广雅疏证》），爱之不能释手，曰：‘予见近代小学书多矣，动与古韵违异。此书所言声同、声近、通作、假借，揆之古韵部居，无不相合，可谓天下之至精矣。’”[11]段、王见于记载的相会仅乾隆五十四年（1789）八月一次，于此可见学术交流之深入。
《广雅疏证》
（二）相互书信往来
段氏致王书有六通，今见《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有手札存世。当中有丰富的社会与学术信息等。嘉庆九年（1804）夏，致书王念孙，言及“弟七十余耳，乃昏眊如八九十者，不能读书，唯恨前此三年，为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时拙著不能成矣，所谓一个错也”，流露对阮元之不满。[12]同年十二月廿二日，致书王念孙，言及阮元助刻《说文注》之事，并请王念孙助刻。
嘉庆十一年（1806）十月望日，致书王念孙，言及“鄙著《说文注》已竣，蒙阮公刻成一卷”，再请助刻。此信涉及玉裁“老病贫”，对研究段王关系、段氏心态等具有重要任用。[13]同年秋冬之际，又致书王念孙，言及《说文注》“当汲汲补竣，依大徐三十卷，尚有未成者二卷也，今冬明春必欲完之，已刻者仅三卷耳”，表示“精力衰甚，能成而死则幸矣”，并有撰《说文转注释例》之计划，再次表明“求序出于至诚”，内容丰富。[14]
接王念孙序文后，段氏覆函致谢，言及“今日之弊，在不尚品行政事，而尚剿说汉学，亦与河患相同，然则理学不可不讲也”。罗继祖《段懋堂先生年谱》收录，其文曰：
愚弟段玉裁顿首启，怀祖大兄先生阁下：今岁接手札二、大序一，感谢之甚。拙著得此序，如皇甫之序《三都》，声价倍增。奖借处能见其大，行文尚于鄙意有未惬处，容小更易，再呈大教。陈兄启宗以鄙札奉谒，中有“棘人”字，彼于裁服未阕时取有拙札，迟之又久而后行，乃又取札，不用后札而用前札，殊愦愦也。先生念旧，广为推毂，甚善。又于文襄公之孙在东河候补别驾，倘能照拂，裁有荣施。（以上系于“嘉庆十三年”，云“此札缺下半”）
执事去年有折子而部驳，未见尊稿，乞未之。河事日非，伊于胡底，可胜杞忧。执事尚能出所见一言否？裁《说文注》已成，而无大力者为主。所赐四十金，曾命工刻之，而刻甚劣。目下裁惟读书、做古文，精神尚好。薪水之资，有太仓书院为助，委心任去留而已。执事尚能解组南归，徜羊至苏杭，犹可联床风雨，共谈所得也。今日之弊，在不尚品行政事，而尚剿说汉学，亦与河患相同，然则理学不可不讲也，执事其有意乎。顺候陞安，玉裁载拜。（以上系于“嘉庆十五年”，云“缺上半”）
陈鸿森《订补》认为：“此札原自‘裁有荣施’处断裂为二……今以王念孙覆函（见下文十四年条下）证之，知二者当合为一札，罗氏自失考耳。知者，王氏覆函有‘拙序本不惬意，得蒙教训’之语，正与段札上半‘行文尚于鄙意有未惬处，容小更易’合；而王札‘并无折子上闻，经部驳饬。来札所云，以告者过也’一节，复与段札下半‘执事去年有折子而部驳’云云者契合，则此二断片原系一札，要无可疑”，“今据此札言王序‘行文尚于鄙意有未惬处，容小更易’，及王氏答书‘拙序本不惬意，得蒙教训’之语观之，可知今《段注》书前所冠王序，已经段氏改易，非尽王氏原文也。”[15]
嘉庆十四年十月初四日，王氏致书段玉裁，言及宦海风涛，并议刻戴震遗著《直隶河渠书》，共襄盛举。十五年十月，段氏致书王念孙，谈刊刻戴震遗著《直隶河渠书》，又及欲刻《孟子字义疏证》之事，共同宏扬与光大戴学。[16]
（三）互为撰序，揭示作品的学术特色
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段氏为王念孙《广雅疏证》撰序，称赞形、音、义三者互相求，古形、今形、古音、今音、古义、今义六者互相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此序多有个人学术主张，并体现于《说文解字注》，与王氏学术相得益彰，历来受到学术界重视。[17]
嘉庆十一年 (1806) 四月初二日，年届古稀的段玉裁，由弟玉立携书王念孙，请其作序，称“近来后进无知，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并请帮助四弟玉立。此时，一直对玉裁有所帮助的钱大昕、一生最重要的挚友刘台拱去世了，与阮元关系并不和谐，因助刻书事与王绍兰发生矛盾，最重要的是与顾万里开始发生严重的学术争论，玉裁特别需要得到友人的关心和帮助，而攻击段玉裁的人竟然称《说文注》抄袭了王念孙成果，于是向王念孙发出了诚挚的请求：
寂寥中得手书及《经义述闻》，快读一过，何减麻姑痒处搔也。乔梓何啻汉之向、歆乎！迩来兴居大佳。弟落魄无似，时观理学之书。《说文注》近日可成，乞为作一序。近来后进无知，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18]，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引领望之。竹汀、端临皆逝，竹汀近年相益最多，今乃无友矣。易田今岁未得其书。执事不得一晤，我劳如何！舍弟玉立，蒙爱最久，今贫而入京，乞推分助其资斧，则弟同身受矣。敬候怀祖观察大兄大人陞安，弟玉裁顿首。
今年得手书，已作覆札矣。四月初二日。此上年嘉平作也，今舍弟四月方从此起行辙，又题数字于后。[19]
刘盼遂按：先生四弟玉立，于嘉庆十一年丙寅入都，以后居龚丽正家，观《定庵文集补·丙戌秋游法源寺诗》注可证也。
札中有“近来后进无知，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语，陈鸿森《订补》考证：“据此，知当时学界盖颇有以段氏《说文注》为剿袭王氏之说者。又按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说文轶语》云：‘王宽夫先生（森按：王念孙次子敬之，字宽甫）言其家大人石臞先生曾注《说文》，因段氏书成，未卒业，并以其稿付之。后先生见《段注》妄改许书，不觉甚悔。”（《说文诂林》前编下，页三四八）朱士端尝从王念孙游，其所引述王宽夫语谓王念孙曾以其《说文》稿付段氏，当非无端。余近考之，知《段注》诚有掩袭王说者，别详拙作《段玉裁说文解字读考辨》。”[20]王念孙《说文》注稿赠段玉裁之说，未见于段、王本人的记裁，朱氏引述王敬之的话亦未见于王敬之本人的记载，故赠稿之说不宜确信。
陈鸿森又有《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段氏学术的光与影》一文，通过对《汲古阁说文订》、台湾藏《说文补正》抄本、国图藏《说文解字读》残本等的考察，结合《说文注》的修订与出版过程，指出“北京本（指《读》残本）不象是长编性质，毋宁说更近于条考式札记”，“系由《补正》之类的札记，加上后来考订所得，增益而成”，“还不是一个最后定本”，“全书誊写必在五十一年中秋之后”，结合与《古文尚书撰异》文字雷同、引用王念孙“芘”字一条等，“写成年代至早应该在乾隆五十五年前后，甚至在《尚书撰异》五十六年成书之后”。再以段氏与刘台拱等人书信为依据进行考证，认为“这一540卷的长编事实上并不存在”，“段氏掩用他人成说之举”，故借长编加以掩饰。最后评价“段玉裁《说文注》自足千古，他的创见与成就不容抹杀，也无可抹杀，但《段注》的光彩，其中部分实为乾嘉江南学者《说文》研究的结晶”。[21]陈先生勇于质疑，提出的问题值得关注。
嘉庆十三年（1808）五月，王念孙为段玉裁《说文解字读》撰序，称“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关于王序，陈鸿森《订补》第638页注称“其文与段注书前所冠王氏序文并同，惟王序‘因是为《说文注》’一语，本集作‘因是为《说文解字读》一书’为异耳。因知王集此文，盖后人编家集时改从段氏所改易者，已非王氏原文矣”。
今残存《说文解字读》抄本，首有卢文弨、沈初两序，未收王念孙序。而罗振玉所辑《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则为《段若膺说文解字读叙》。《说文解字注》刻本收有王念孙序，而无卢、沈序。《读叙》与《注序》小有异文，除陈氏所揭示外，尚有数处：《读叙》“有相合无相害也”，《注序》作“若合符节”；《读叙》“则若膺之书之为功也大矣”，《注序》无；《读叙》“形声、读若、转注、假借之通训”，《注序》作“转注、假借之通例”；《读叙》未署时间，《注序》署“嘉庆戊辰五月，高邮王念孙序”。此类差异，似可关注。陈鸿森“可知今《段注》书前所冠王序，已经段氏改易，非尽王氏原文也”之说，基本可信。
接王念孙序文后，段氏覆函致谢，称“今岁接手札二、大序一，感谢之甚。拙著得此序，如皇甫之序《三都》，声价倍增。奖借处能见其大，行文尚于鄙意有未惬处，容小更易，再呈大教”，言及“今日之弊，在不尚品行政事，而尚剿说汉学，亦与河患相同，然则理学不可不讲也”。[22]王念孙又出四十金帮助刻书。
（四）在与友人通信或交往中，语涉对方
乾隆五十五年（1790）冬，王念孙致书刘台拱，语涉段玉裁。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五年、四十岁条：“若膺在都时，快谈一切，窃恨相见之晚。其所著《尚书考异》，发前人所未发，有功经学甚巨，与《说文解字读》《六书音均表》，皆不朽之业也。”五氏主动张扬段氏的学术成就。
乾隆五十九年（1794），陈鸿森《订补》记载：本年王念孙有与刘端临书，中有云：“来札云若膺居苏州甚安适，可以肆力于古，甚为欣慰。其所著《尚书撰异》，王青浦携来京邸。其中精确者至多，惜今世无赏识者，曲高和寡，自古叹之矣。”（原札载《刘氏清芬外集》，今从刘文兴氏《刘端临先生年谱》迻录）
嘉庆四年（1799），段玉裁收到王念孙来书，通报弹劾各珅事，并附所赠对联。七月玉裁在《与刘端临书》中说：“怀祖大兄赐联已敬收，当另作书奉谢。札中称其正月初八日上平定贼匪事宜六条，平明疏入，食时首辅下狱。”
同年八月末，玉裁致刘端临信，提及“怀祖何日南来？其《广雅》发价甚昂，近者补刻表序，而拙序竟不刻，不得其解，便中试为讯之”。[23]
除了上述所举通信情况外，陈奂《师友渊源记》记载：嘉庆二十三年秋，陈奂入京拜会王念孙，王氏称“段若膺先生殁后，天下遂无读书人矣”。可见二人的学术情谊。
（五）相互介绍学友，共研学术
因王念孙介绍，段玉裁与陈鳣相识交往，陈鳣成为段氏晚年交往较多的朋友之一。陈氏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博学好古，家富藏书，强于记诵，尤专心训诂、校勘之学。学术旨趣相近，“每岁亦必相见数回，见则各言所学，互相赏奇析疑，朋友之至乐也”。嘉庆十二年四月，段氏为陈鳣《简庄缀文》作序[24]，有较多记载。
因段玉裁介绍，陈奂得以拜会王念孙，柳向春《陈奂交游研究》第五章“陈奂与高邮王氏”称“于陈奂后来之学术发展影响颇切”。[25]
三、“问学交”的价值与君子文化建设
段王师出同门，相互交往中，以品行相尚，以学术为重，而非朋党营私，王念孙自命为“问学交“。以段王“问学交”为一认知视角，探讨其学术史的价值，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若以之讨论“尊德性”与“道问学”问题，进而与“君子”文化建设相联系，或亦可拓宽其“问学交”的文化意义。
讨论“君子”文化建设，“尊德行”与“道问学”是一重要的问题。《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均可视为“尊德性”的内容，“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则可视为“道问学”的要求。而“尊德性”的“性”，当是其首章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性”，是指上天赋予人的本性；而“道问学”是对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概括，其中后四句的内容是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内涵的具体展开。汉代郑玄《礼记注》、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的解释以“尊德性”而成圣为目标，以“道问学”而至诚为途径，二者原本是统一的、融合的，但后儒在不同时代的诠释中各有创建，也各有偏向，朱学“以道问学为主”，陆学“以尊德性为宗”，遂后“尊德性”与“道问学”一分为二，以至形成了儒家内部德性与学问的二元张力，人们在形为上也产生一些时代的差异。张舜徽概括说：“像战国时期的儒家孟子,便偏重在尊德性方面；荀子偏重在道问学方面。汉代学者多半足走荀子的路,宋代学者多半是走孟子的路。而宋代学者之中,朱熹偏重在道问学方面，陆九渊偏重在尊德性方面。于是两千年间所谓‘孟荀是非’、‘汉宋门户’、‘朱陆异同’,成了长期封建社会中学术界思想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26]总的来看，在宋代“尊德性”与“道问学”尚可维持并重，明代以“尊德性”为主导，清代以“道问学”为主流[27]，近百年“尊德性”与“道问学”或有断裂，今日中国学术界重视技术理性、“科学主义”至上，总体上偏于“道问学”。
“君子”文化建设或有救偏的价值，而以中和之道来化解“尊德性”与“道问学”张力，寻求二者的融合，为当前的一些歧异提供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智慧，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寻求一些启益，古代有成就的一些学术大师，当值得投入一些眼光。段王二人通信中提出，“今日之弊，在不尚品行政事”，相互激励，仍值得今人深思。
古代读书人素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其知识学问最终只有通过政治的实践与检验来确证其价值。在这种强烈的单一价值理念驱使下，由士而仕，博取功名，投身宦海，成为古代读书人最为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学而优则仕”，出仕为官成为古代读书人实现理想抱负的一条基本途径。《孟子•滕文公下》直接表达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段玉裁也不例外，36至46岁时曾担任贵州、四川、重庆等地的县令，成为一名沉沦县令与代理县令长达10年、颇有个性的基层官员。他到黔、川“千里为官不为财”，而是牢固树立“廉政勤政”“亲民化民”的从政理念，实行“吏不扰民，而民自不扰吏”的施政方式，兴办学校，修建祠堂，表彰忠烈，处理公务之暇，挑灯夜读，刻苦治学，显示出“经济（经世济民）”出自“学问”、“学问”发为“经济”的特色，关心下层民众疾苦的人文主义理想，赢得同时代人孔继涵(1739-1784)“官况清卓”的赞誉。[28]
段玉裁的学术文化的成就对非专业人士来说，略显生疏，甚至隔阂，而他“铁骨支贫”的人格魅力[29]、“开拓创新”的学术追求、“尊师重道”的文化精神，“清廉亲民”的从政理念等，却历久弥新，显示出“尊德行”与“道问学”的协调统一，具有很好的楷模作用。
高邮王氏以科举世其家，成为当时声名远播的名门望族，段玉裁的外孙龚自珍《己亥杂诗》第148首中称：“一脉灵长四叶貂，谈经门祚郁岧嶤。儒林几见传苗裔，此伏高邮冠本朝。”[30]除了学术上的成就，王念孙嘉庆四年正月初五，密草奏疏《敬陈剿贼事宜折》，首劾权奸和珅，“这就显示他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勇气”。[31]此事段王在书信中有所交流。此外，王念孙资助段氏刻书，二人共商传承戴震学术、为戴震刻书等，尊师重道，为戴学建构做出极大的贡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并有“戴、段、二王之学”的表述。[32]
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实证性的研究范式，由小学通经学所体现的言与意认知方式的改变，对天文历算与名物礼制等的关注所反映的学术视野的开拓，“求是”“创新”的治学精神，考据性的朴学话语特点，昭示着他们的时代对传统认知与治学理念、文化观念等的重大改变。他们是在乾嘉考据学思潮中，有共同的学术宗旨、治学精神和学术传承，并留下众多学术文化理论性话语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成果的一脉，或出仕京师，或游幕修撰，或讲学京师、扬州、苏州、杭州等地，且交游论学广泛，又串连起京师学术圈、江南学术圈和全国多地学术圈，从总体性视角对他们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或可略窥江南文脉乃至中华文脉。
古代君子相交，有“和而不同”之说[33]，君子之间虽讲究和睦、调和，但允许有不同观点，可以开诚布公，坦诚相见，共同追求真理；又有“周而不比”之说，君子之间有原则地结交，而非无原则地勾结；有“成人之美”之说，成全他人的好事；有“益友”“损友”之别，“君子”“小人”之分，而以“淡如水”为“君子之交”的最高境界。段玉裁、王念孙“问学交”为典型的“君子之交”，各自的人生经历，双方的交往所展示的人生情怀，不仅在学术方面，而且在做人做事方面，都可以成为现代一种值得学习和效法的“标本”，这种“问学交”在个人学习、家庭教育、从政为民方面，乃至在当代文化建设、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学习和借鉴价值。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基金项目：江苏社社科基金文脉专项目一般项目“段玉裁传”（编号：17WMB018）。
[1]见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卷二十三，清光绪刻本。
[2]手稿参见薛正兴著《王念孙王引之评传》[M].卷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国家图书馆藏稿钞本传记文献选刊[M].第74册第261-304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第47页。
[6]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139页、第133页。
[7]何九盈.乾嘉时代的语言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
[8]首见.语文学习，1983（12），收入陆宗达、王宁著《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一书时，改题为《论“段王之学”的继承和发展》。
[9]载《王石臞先生遗文》卷四，罗振玉辑印《高邮王氏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53页上。《尚书考异》，指《古文尚书撰异》。
[10]载《王石臞先生遗文》卷四，罗振玉辑印《高邮王氏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53页上。
[11]见《王伯申文集补编》卷上《光禄公寿辰征文启事》,罗振玉辑印《高邮王氏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23页上。
[12]《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与王怀祖第一书》，载《经韵楼集》附补编·两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第51页。参见陈东辉.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
[13]与王怀祖第四书，经韵楼文集补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第52页。
[14]与王怀祖第五书，经韵楼文集补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第169页。
[15]陈鸿森.《<段玉裁年谱>订补》[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本第三分，1989年9月。
[16]参见拙撰.江苏历史文化名人传·段玉裁[M].第七章“晚年‘戴学’建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第二85-290页。
[17]王怀祖广雅注序，《经韵楼集》卷八[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第180-181页。
[18]“咸以谓”，罗继祖《段懋堂先生年谱》作“或有谓”，义长。参见拙撰：两种“段玉裁年谱”研究，载赖永海主编《宏德学刊》总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第208-215页。
[19]与王怀祖第三书，经韵楼文集补编[M].卷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第52页。
[20]陈鸿森.《<段玉裁年谱>订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本第三分，1989年9月。
[21]陈先生大作刊于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第四十一期，2015年5月。承蒙陈先生赐阅，颇多启益，谨此致谢！
[22]罗继祖《段懋堂先生年谱》收录，《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8册影印上虞罗氏墨缘堂1934年石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3]与刘端临第二十书，经韵楼文集补编[M].卷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第38页。
[24]陈仲鱼简庄缀文叙，经韵楼文集补编[M].卷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第15-16页。
[25]柳向春.陈奂交游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58页。
[26]张舜徽集·清儒学记[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61-262页。
[27]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203页。
[28]参见拙撰.论段玉裁学术文化的独特性[J].江苏社会科学，2017（6）。
[29]段玉裁自幼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祖训。
[30]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1]薛正兴.王念孙王引之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45页。
[3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第40页。
[33]出自《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下文“成人之美”出自《论语·颜渊》。“益友”“损友” 出自《论语.季氏》，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作者简介
王华宝，1965年生，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现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等。主要从事古文献整理与汉语史研究，侧重于《史记》、中国学术史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多次获得各层次科研奖。出版专著《古文献问学丛稿》《段玉裁年谱长编》《徐复先生传略》《〈史记〉金陵书局本与点校本校勘研究》等多部，整理古籍《诸子平议》等数百万字，发表学术论文、图书评论等数十篇。
本文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