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大学学院改革的思与行
从2006年起至今，钱颖一已经连续担任四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
对此，钱颖一自称，“我不是第一个从海外回国担任学院负责人的学者，我也不敢说我是最有成绩的，但我可能是办学最投入的。”
所谓最投入，“这些年来，我没在清华经管学院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院或研究所”，“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办学上”。
钱颖一新近出版的两卷本近90万字的《大学的改革》，阐述了他的教育改革思想，记录了他的教育改革行动。这不仅是一本理念上“为何而改革”的书，更是一本实践“如何改革”的书。
在教育改革领域，钱颖一在清华经管学院践行了“经管学院为学生”的理念，在学院中进行了系统性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终结了在教师晋升和薪酬领域的“双轨制”或“多轨制”。
就教育改革的理念与行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钱颖一。
大学更重要的是要提高人的文明程度
《21世纪》：你认为大学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功能和定位是什么？
钱颖一：单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学要为学生提供就业能力，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人才。但是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讲，促进经济发展只是大学的功能之一。大学还有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提高人的文明程度和人的价值。探讨宇宙的奥秘可能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但是能够增加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这种认知有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人是不是有可能移居火星？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正在开始做这件事。
《21世纪》：你强调，大学不应该重“才”轻“人”，使得人格、人文和人生教育缺失。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人”的价值层面的认识，缺少社会共识。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钱颖一：做人首先一定要有底线。例如不受贿就是一条底线。哈佛商学院克里斯坦森教授有一本书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我经常向学生们推荐这本书。他在这本书中有许多有益的忠告。比如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抵制第一次受贿，因为一旦第一次没有抵制住，以后每一次受贿的“成本”就会越来越低，就很难抵制了。所以他说你要坚决抵制第一次。这是有道理的。
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21世纪》：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定位区别在哪里？现在由于学历迅速贬值，研究生教育越来越本科化。
钱颖一：1977级大学生的录取率只有4.8%。一直到1998年扩招之前，我国大学的录取率都不高。而现在我们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0%。因此，本科教育已经变成了大众教育。而研究生招生规模每年也都有60多万，规模也已经很大。回顾当年研究生招生刚刚恢复之时，主要硕士生，而那时硕士生都要做研究，所以是名副其实的“研究”生。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博士生是做研究的，而大多数硕士生是“专业硕士”或“应用型硕士”，他们并不做研究。
“研究生”的英文原文是“graduate students”或“post-graduate students”。这个词严格翻译过来是“本科毕业后学生”的意思。那我们为什么翻译成“研究生”呢？因为当时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的学生都是做研究的。现在情况已经变了，现在绝大多数的硕士生是专业硕士或应用型硕士，而不是研究型硕士。这是需要理解清楚的。
《21世纪》：具体到经管学院，本科、硕士和博士这三类学生是如何定位的？
钱颖一：在我们学院，本科教育的理念是通识教育，发展个性。本科生一共需要修140个学分，其中70个学分是通识课，50个学分是专业课，20个学分是任选课。专业课学分比之前减少了，这是有意为之。
本科毕业后的路径有三：或是攻读读博士，从事研究工作；或是读专业硕士或应用型硕士；或是直接工作。如果是直接工作，也可以工作几年以后再读专业硕士。这三种毕业后的发展路径是清晰的。
《21世纪》：你们的博士生培养方式有了哪些新变化？
钱颖一：这些年来我们学院的博士生培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是过去那种“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了。过去报考博士时是报考导师。我们现在改成博士项目制，按项目而不是按博导招生。全院七个学系，一个系办一个博士项目。学生进入博士项目后，前两年主要是修课，要通过资格考试，不合格要被淘汰。论文不是由一个人指导，而是由三位教师组成的论文指导小组共同指导，其中由一位资深教师担任组长。
通识教育为学生的一生打基础
《21世纪》：你在本科推行通识教育时遇到了哪些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
钱颖一：首先是理念问题。为什么要有通识教育？本科教育只是为了学生眼前找工作，还是为了学生一生？如果教育的定位是为学生的一生打基础，那就不要太在乎现在的课程对找工作有多少用。实际上，越是专业的知识，更新就越快，就越容易过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各行各业的未来领导者，要做领导者，人的品格和一般性能力至关重要，而这一目标无法通过专业课程来实现。
推行通识教育中，课程设置本身是不难的。我们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共有八个课组，包括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中国与世界、艺术与审美、基础社会科学、生命科学、物质科学。
但是难点有二。第一个难点是要有教师来教。这些课程是通识课程，而非专业课程。在国外大学，已经有了由高水平教师或专职讲师来讲授通识课程的传统，而且配备大量的博士生来上小课。而我们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二个难点是学生对通识课程的认知和投入。在学生不理解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时，他们就很难愿意投入时间去学这些课，宁愿多花时间在数学和专业课上。多数通识课程需要大量阅读，而不是像专业课程那样大量做题。我们的学生善于做题，但是不善于阅读。
《21世纪》：通识教育课程，是在中小学教还是在大学教更为合适？
钱颖一：中小学阶段学生更多的是学记忆性的知识，到了大学则更多的是分析性的和思考性的学习，这里有明显差别。在大学，过去我们习惯教导新生要努力地学习和定位。但是我强调，在学生进入大学后，要学会先忘记、然后再重新定位。
有趣的是，我去过一些中学听课，发现一些特别好的中学的改革力度远远大于大学。我的感觉是，中国最好中学与世界最好中学的差距远远小于中国最好大学与世界最好大学的差距。
钱颖一：关于中国的中学生是否具备批判性思维，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2016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标题叫“中国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但只是在大学之前”。报道引用一项针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比较研究，对比的是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国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结果发现，在大一的学生中，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试成绩在三国中最高。但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大三学生比大一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高，而中国正好相反：大三学生反而比大一学生批判思维能力弱。
我后来找到了报道中被引用的这个研究者，他是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教师。他所研究的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无论是在数据还是方法上都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随着越来越多中学生毕业去美国念本科了，我们就可以把从中国同一所高中的毕业生进中国大学和进美国大学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这也许能发现大学教育的差别。
对准聘长聘制要完整理解
《21世纪》：经管学院率先在清华全面实行了教师的准聘长聘制度。这主要基于什么考虑？
钱颖一：中国的大学是事业单位。过去，教师入职以后，从讲师升到高级职称（副教授和教授）后，基本上就是终身制，没有流动机制。国外有一种流动机制，叫做准聘长聘制度（tenure track）。但是非常有意思是，国外的这个制度的引入，正好是由于相反的原因，不是为了产生流动，而是为了产生保护。
我在斯坦福经济系任过教，准聘长聘制的起因是在那里。100多年前，斯坦福夫妇捐建了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先生很早就去世了，斯坦福夫人活得比较久。当时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两位教师的一项研究引起了斯坦福夫人的不满，就让学校解聘了这两位教师。这以后，为了保护教师的学术自由，大学中就引入了准聘长聘制度：教师获得长聘之后，非特殊原因不得被解聘；而获得长聘则是一个“非升即走”的流动机制。
在中国引入准聘长聘制度，是指这个“非升即走”的流动机制。对这个制度必须完整解读才对，因为一般人搞不清楚，会误解为怎么要搞终身制。
在准聘长聘制中，我们将教师分为助理教授、无长聘的副教授、有长聘的副教授和教授。助理教授都不是长聘，教授都是长聘。无长聘的就是准聘制，有长聘的就是长聘制。从无长聘到有长聘，是一个“非升即走”的过程。
《21世纪》：你在经管学院的教师中还全面推行了年薪制，遇到了哪些问题？
钱颖一：在此之前，大学的薪酬体系跟你们新闻界是一样的，主要是计件制。这一制度最大的好处是一个价格系统，数量由教师自己控制，最终所得客观计算，没有主观因素。虽然它有激励作用，但是它的问题是容易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后来我们在教师中全面推行了年薪制。同时，我们也取消了各种奖金，把它们纳入每三年一评的年薪中了。
我们在推行年薪制时，并不是完全照抄国外经验。国外大学主要是由院长决定教师的薪酬，在我们这儿不行。计件制最大的好处是不用主观判断。但是年薪制就要有主观判断。教师们对只由一个人决定薪酬是不放心的。
所以，我们学院由教师薪酬委员会集体决定每一位教师的薪酬，薪酬委员会由院务会任命和调整，至少由五人组成。决定每一位教师的薪酬时，都要在薪酬委员会充分讨论后，再进行投票决定。
《21世纪》：年薪制的结果会不会导致教师普遍涨工资？那么钱从哪里来？
钱颖一：年薪制是机制的改变，并不一定是工资水平的改变。我们学院同国内其他商学院一样，学院绝大部分的收入是学费收入，在上缴给大学一个固定比例之后，剩下的由学院支配。我们从过去的计件制改为年薪制，不需要学校另外给钱，只是内部薪酬决定机制的改变。以前的算法是计件，现在的算法是年薪。
整体来讲，我们学院教师的薪酬水平低于国内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商学院，因为我们是体制内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