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当时自己的回答，“只有您告诉我您的小三线故事，或者您自己写下您的小三线故事，您和您们的小三线才不会被历史遗忘啊。”
这些老人的年纪，应该快有六十多岁了，当年去支援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子，一晃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眼睛也花了，都老了。历史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记忆。
“好像冥冥之中我和小三线有缘”
我出生于1964年，是上海本地人。不过我们家和“小三线”没有关系，知道它还是很晚的事。
在我模模糊糊的童年印象里，来家里玩的外地亲朋好友很少，倒是经常看见有离开上海去工作的人。记得在1982年夏天，那时候我还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大二的学生。离家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和同学们去西安进行考古实习，当我走在西北大学附近街上的时候，碰到了一位能说流利上海话的店员，好奇一问，结果才知道，她以前在上海的家石门二路，和我家黄河路近在咫尺！这件事当时挺触动我的，没想到还会有在外地工作的上海人，对土生土长很少离开家的我来说，真的很难想象。
后来在报刊书籍上，写上海人在外地的故事慢慢多了起来，像《上海滩》《上海支援全国》这一些。我在大学里做历史研究，对上海的历史也多少有些留意。
真正开始关注，是在十年前的冬天，上海市档案馆的邢建榕先生做了一个讲座，我在台下听着，听他讲了不少和“小三线”有关的内容，心里不知怎么，“咯噔”一下，想起之前有关注上海人在外地的故事，觉得这个可以作为研究课题。
说实在，刚开始做没有什么头绪，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破。因为参与到小三线建设的单位基本是军工企业，保密性强，我去跑档案馆，去数据库搜索关键词，获得的信息都非常有限。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的同事吕建昌成为了线索。巧的是，吕建昌就是上海小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他当时是上海市瑞金医院在安徽后方的政工干部。在他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不少人，通过人脉积累，慢慢打开了局面。
为了更好地摸清上海小三线的来龙去脉，我联系了当年的上海市领导陈锦华（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阮崇武（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采访到他们挺不容易的，得瞅准时机。像阮崇武，我当时给他的秘书打电话，后来那个秘书跟我说，你打的时间正好，如果早一点，或晚一点，就错过机会了。所以我总感觉自己好像冥冥之中与小三线有缘，就是当你最困难的时候，有种如获神助的感觉。
“你看到他们，就见到了活的历史”
我编过一本书，叫《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面记录了这些年来我和学生给上海小三线亲历者所做的访谈。我给一些当年参与小三线建设的老工人看过，他们很惊喜，最大的感觉是，没想到自己的故事也能写进书里。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在做这个课题前，也有人和我讲，普通人的故事，有必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去记录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我们以前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老百姓生活离得很远，而老百姓，才是历史的主人。你看到他们，就见到了活的历史，如果不去记录，又有谁会记得他们的故事呢？
然而现实的情况给她泼了一盆冷水。险峰厂深处大山之中，进进出出都很困难。之前做老师的袁彩霞因为缺少技能，被分配到厂里扫厕所，这让她心里很失落，这落差太大了，她是一面扫一面哭，加上她是从乡下来的，少不了闲言碎语。没想到一年多后，小三线建设项目开始回撤，当时的政策是“落地不落户”，即小三线厂员工仍然保留沪籍，嫁给上海钳工的袁彩霞就这样跟着丈夫去了上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小三线的机会，她可能一辈子也去不了上海。
书里有提到八五钢厂。这个厂位于安徽贵池，是当时小三线建设中规模最大的厂。我去采访原来厂里的团委书记史志定，他说当时公路都是烂泥路，高低不平，柏油路都没有，卡车都是老式的拖挂车。行李装在上面，人坐公共汽车进山，半夜三更，装行李时，绳子都扎不来。在厂里，每天连续干近十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一到寝室里，脸一洗就睡觉了，实在是累得很。
不过即便如此，小三线厂里的业余生活还是挺丰富的。毕竟是上海这边过去的，工人的文化素质高一些，会办文化补习班。休息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喜欢读书、看电影，调剂精神生活。
电视剧是看不到的，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厂里会派去上海办事的人，刻录成碟片，带回来给工人们看。
相对其他地方来说，工人们的生活待遇还可以。小三线厂里有很多配套设施和机构，像食堂、浴室、小卖部、学校、医院都有，这样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社会聚落。工人们能用牙刷牙膏，夏天可以吃冰棍，有时还能吃上从浙江运来的海鲜，到八十年代，厂里职工穿喇叭裤、看电视也不是稀罕事。
时代变了，他们的舞台也落幕了
小三线厂的危机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渐显现，因为它是军工企业，所生产的东西都用于军事目的，可以说国家是不计成本在做这件事。军工品按照惯例，质量都得过硬，这在备战阶段很有效，为打胜仗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可在和平年代，对于企业而言，就得考虑收支成本的事。
从1980年起，国家压缩国防经费，给军工厂的生产任务急剧下降，后方基地的职工生活也出现了状况，可以说生产、生活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小三线建设也面临被调整的命运。
时代在变，人心也思变。我举个例子，上海在安徽宁国的小三线厂，可以收到浙江电视台的信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浙江是改革前沿阵地，电视台里每天都会有新消息，新政策，工人们一有时间就凑去看，了解外界信息，知道的多了，就各自有了想法。因为山沟里太枯燥了，一开门，见到的全是山，一眼看不到外头。尽管生活能够保障，和上海还是完全不能比的。很多人来支援小三线建设，会和家人两地分居，家里有老人小孩的，需要照顾，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了。丈夫在外地，妻子也有意见，子女教育需要培养，也没人带，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两地来回奔波很辛苦，所以到这个时候，要求回上海的人越来越多，拦也拦不住。
调整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负责上海小三线建设调整工作的李晓航（时任上海市国防科工办主任）在前往皖南调研后，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小三线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得到了批复。在政府的组织协调下，大批在后方基地的上海人踏上了返乡列车。记得当时八五钢厂的一位老工人，听到可以回上海的消息，激动得当场高血压发病，可见人心所向。小三线厂工人回到上海后，因为交接平稳，加上政策上有照顾，现在基本过得还可以。
上海人走后，后方基地变得冷冷清清，虽然根据交接协议，上海将厂房和设备等工业遗产留给了当地政府，但因为技术人才的流失，加上市场经济的淘洗，很多工厂已经废弃了。人去楼空，厂房长满了青苔和铁锈，老职工们后来有回来看过，多半是叹息。时代变了，属于那一代人的舞台也就悄然落幕了。
口述史不只是整理录音，转换文字这么简单。严谨可靠的口述史，得把口述、文献和档案三者结合来看，同一件事要找好几个人做证，不然容易出现错误。有次我去采访一个人，回来后通过原始材料的比对，发现他讲的内容和材料里说的有出入，我就再问他。那时候他就开始回避问题了，这就说明他的内容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偏差了。
十年来，陆陆续续出了几本书，以及上百篇口述史文章和论文，主要有《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前一本目前正在被译成英文，将走向国际学界，后一本是个系列，现在出到了第三辑，会出现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出成书了，这些记录就会保存得久一些，知道的人也会多了。
人们说往事如烟，通过做口述史，我感到小三线的历史，如烟又如火，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更会给人以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者。现在那些访谈对象，时常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忘也忘不了。这几年我有个切身体会，选择做口述史，便意味着和时间赛跑。
时间不等人，有时真是来不及啊，我们和老人约好了时间，过一阵子问就已经去世了，连做访谈的机会也没有。有一次学生去见当年主管上海小三线后勤的王中平老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他说话非常吃力了，采访三个月后便离开了人世，实在太遗憾了，而且这种遗憾是永远也补不上的。这样的情况以后会越来越多，我想着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让小三线的记忆留得更长一些。
（文中图片由徐有威提供，部分文字资料参考自《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一部意蕴深厚的口述史著作》。本次访谈得到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卫民副研究员、原江西人民机械厂工会图书馆馆长潘修范协助，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8年度宣传推介项目帮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