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黄国平在博士论文的致谢里写道。
这份走红网络的致谢里有他过往的经历——出生在一个小山坳，12岁时母亲离家，17岁时父亲和婆婆去世。上高中前，家里的经济来源是他夜里抓黄鳝、周末钓鱼、养猪和出租水牛，“那些年里，方圆十公里的水田和小河都被我用脚丈量过无数次”。晚上，他只能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或读书；遇到下雨，还要把竹笋壳塞到瓦缝里防漏雨。
“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成了在困境中支撑黄国平的信念。从乡上的小学，到镇上的初中、县里和市里的高中，最终，黄国平走到了重庆的西南大学和北京的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成为一名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研究的正是许多和黄国平有着类似求学经历的寒门子弟。从2014年起，他开始关注像黄国平这样农村出身、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搜集他们通过读书“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成长故事。
小时候，程猛听过两个关于教育的隐喻：那些难教、愚笨的孩子被讥讽为“榆木疙瘩”，好像不会有什么光明的未来；反之，可教、聪慧的孩子被叫作“读书的料”，被期待能通过教育出人头地。在程猛的研究中，“读书的料”后来成了这些取得高学业成就寒门子弟的代称。
从小，程猛也被认为是“读书的料”。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出生在安徽省三县交界的一个偏僻村庄，父亲是农民，母亲是村小的民办教师。人生的前二十多年，程猛的求学之路从村小出发，途经乡镇中心小学、区县高中、市重点初中，最终到达北京的重点大学。
为了将日常话语转换为学术概念，程猛对“读书的料”加了一些限定：他们是改革开放（1978年）后出生的，父母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且至少有一方务农或外出打工，有相对较长时间的农村生活经历，在成长过程中明显感受到家境限制。高学业成就，指的是在本硕博任一阶段进入“985”“211”和海外知名院校就读。
励志不是这个群体唯一的生命底色。在寒门子弟漫长的求学旅程中，他们也许可以在城市找到一份看似理想的工作，成为“读书改变命运”的美谈，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就像程猛在一次演讲中所说：“它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它是一个寒门子弟负重前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挣扎的故事，也会是一个走出不真实的内心投影，重建自我的故事。”
程猛研究的正是许多和黄国平有着类似求学经历的寒门子弟。图为程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程猛的对话：
50多篇“励志”故事
新京报：你怎么定义“读书的料”？
程猛：“读书的料”是我的家乡，也是很多地方本来就有的一个日常概念。借用这个隐喻，指的是那些进入精英大学、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因为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小时候可能都会被看作是“读书的料”。
我把进入精英大学就读作为取得高学业成就的标志，并不是说进入精英大学就意味着实现了向上流动。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进入精英大学的寒门子弟在走出校园后会拥有一份高于父辈经济社会地位的工作。
新京报：最近热议的中科院博士黄国平的论文致谢披露了他的求学经历，他也属于“读书的料”吗？
程猛：黄博士肯定是，但我在访谈中还比较少触及如此艰辛的求学历程。当然，每个人的艰辛是不一样的。我看到这篇论文致谢的时候，还是挺敬佩他的，他的故事确实励志。大家在生活中还是需要一些能够扎到自己内心、让自己感觉到刺痛的东西。
引起热议的中科院博士论文致谢部分内容。
新京报：你的研究显示，寒门子弟的求学之路不是一个简单的励志故事？
程猛：它当然可以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但寒门子弟的成长是复杂的。
在写博士论文期间，我们总共收集到了23篇寒门子弟的自传。论文写完后，这项研究还在继续。现在已经搜集50多篇自传了。
我也会约寒门子弟做访谈，我们会聊对农村出身的看法、对贫穷生活的理解、学校生活的困境等，这不太会是一场特别平和的对话之旅，会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造成复杂的影响。
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平和，会对内心造成扰动。有的被访者可能不愿意就一些问题谈得太深。这也说明寒门子弟的成长还可能有我们始终难以触及的那一面。
学习是一种道德事务
新京报：你在研究中提到一个观点，学习对寒门子弟而言“不只是一种个人事务，而是一种道德事务”。为什么会这么说？
程猛：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资源的限制，农家父母对子女求学的心态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容易放弃，觉得能让孩子有学上，尽到父母最基本的责任就好；另一方面又极容易对他们抱有过高的期待，甚至把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都压在孩子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成了寒门子弟的“本分”和“天职”。只有学习好才能对得起家庭的付出，平衡内心强烈的愧疚感。
对学习成绩的特别重视会蔓延至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一些青春期的寒门子弟在面临恋爱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道德恐惧。比如一个寒门女孩说自己在高中时谈了一段恋爱，后来越来越感觉自己对不起父母，就主动跟男朋友断了。
新京报：所以对寒门子弟而言，成绩格外重要？
程猛：寒门子弟想要获得认同，更加依赖于成绩。对他们而言，成绩就是一切，不光牵连着家庭的付出，而且关乎自己在班级里的地位和老师的喜爱。成绩能够给予他们安全感和自信。
有受访者在自传中写道：“第一次月考结束，我排到了全班十七名，而且接下来几次我都在十几名，这对一直处于前面的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甚至走路时都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我不再是唯一一个优秀的，也不再是最优秀的。我考进了最好的班级，却只是第三十六名。……班里的活动不再由我组织，老师也直接选择了学习更好的同学当班干部，我在其中无足轻重，甚至找寻不到一种归属感。”
“初中的时候还有成绩可以让我炫耀，然而高中的成绩也不是我的资本了。”
“我除了学习，再也没有其他可以获得承认的方式了。”
新京报：但通过读书走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程猛：在我接触的寒门子弟里面，苦读是共通的，很少有人真正是字面意义上的“读书的料”——真的天赋异禀，轻轻松松就取得好成绩。当然，也不是所有人苦读都会取得高学业成就。在海淀上学和在中西部省份的村小上学，教材也许是一样的，但学生真正学到的东西会有很大差异。
对寒门家庭而言，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弱的。比如说父母生病或感情出问题，家境非常贫困或者经济遇到困难，没钱交学费或者支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读书；另外，一些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甚至有女孩子初中毕业就打工，过几年再嫁人，这些都让她们没法成为“读书的料”。
新京报：在“读书的料”真正走出去前，寒门子弟和家庭会对教育实现的流动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程猛：现在很多农家父母依然希望孩子不要重复自己的人生，不要再种地或者在城市从事一份临时性的、没有保障的工作。在很多农村父母的想象里，如果孩子以后能有稳定工作，能坐办公室就很好，不用日晒雨淋，不用朝不保夕，知道下一天、下个月还会有收入。确实很多寒门子弟进入高等教育，走出校园在城市里做了一些看起来是这样“理想”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走出农村，改变命运”是真实的。但这只是真实的一面，真实是立体的。他们走出校园，在城市社会的艰辛和承受的苦痛也是常常被人忽略的。
前几天一位本科高年级的女生和我说，觉得不知道自己的专业很长一段时间在学什么，老师给她的反馈很少。因为大学老师有时候也不怎么管，学生不主动的话，老师也不会多说什么。结果她临近毕业，才发现专业没学好，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在家乡，她是非常被看重的一个成绩很好的孩子，是一个“读书的料”。结果大学快毕业了，考研没考上，工作也没找到，陷入了失望和困顿的状态。
“隐匿的暗面”
新京报：在你的研究中，寒门子弟成为“读书的料”离开家乡到大学后，也会面临一些冲击和不适应？
在读博期间，我们收集的32篇城市中上收入家庭子弟的自传中，有44次提到了钱。他们提到钱时很少提及精确的数字，一般出现的是“花钱”“有钱”“收钱”。比如“（爸爸）对钱看得不是很重。他刚上班时发工资，把一叠百元大钞放进塑料袋，丢进自行车筐，一路安然骑回家……我爸担心我一味省吃俭用给其他同学造成了我抠门的印象，于是慷慨给我生活费，时刻激励我随心所欲花钱。”
但在23篇寒门子弟的自传中，却有92次提到了钱，经常出现的词也是“没钱”“终于攒够了钱”“要钱”“不可能有钱”“借钱”“为了钱”。比如“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爸爸送液化石油气挣的1000多元/月，爸爸的工作很辛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总是骑着自行车，带着七八十公斤重的煤气罐奔波，楼上楼下地搬运，每瓶才赚2元，所以在初中以前，钱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位置。”
还有的寒门子弟在自传中写到：“（小学毕业后）爸爸把我叫到跟前，说：孩子，我们家没钱，你初中在矿里的学校上行吗？”“放学后我们每天都会去买3毛钱的麻花吃。”“黄色的封面，5元钱，很厚的一套试卷……在6年的时间中，这貌似是我们用过的质量最好的试卷。”
在访谈中，寒门子弟也经常提到钱：“每年到9月份，是我最担心的时候。要交学费，肯定是先交我哥和我弟的……就算把所有的稻谷都卖了，也不够学费……爸爸喝一点酒但不抽烟，他为了我把烟戒了。那个时候家里没钱，太穷了，抽不起烟。”
寒门子弟对钱的记忆是精确的，对钱的态度是慎重的，钱对寒门子弟来说永远都是稀缺的、宝贵的。他们在自己经济独立之前所花的每一分钱都直接牵连着父母在黑黝黝的土地之上、在燥热的工地之中、在马路上的吆喝声里流下的点滴汗水。
新京报：除了经济压力，农村出身对这些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而言意味着什么？
程猛：在不同的阶段，寒门子弟会有不同的感受。
有一名访谈对象是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博士生，她说从来没有讳言过自己的农村出身，“一直都很坦诚”。在平时的交流中，她会很自然地和朋友说自己“以前干农活”“力气大”。但她也曾自卑地不敢在食堂吃饭，从逛街和交友中感受着和同学在经济能力上的差距。但她如今已经不会因为自己的农村出身而感到自卑，反而洞察了自己所拥有的与农村生活相关的骄傲。她有基于农村生活的习惯，规律生活，勤俭节约，并以此为傲。
也有访谈对象坦诚自己“性格里面有点自卑”，但也有出身农村的骄傲，因为“从农村考出来说明我用更差的教育资源达到了和其他人一样的水平。”还有访谈对象会认为农村的生活经历会让她“比较能吃苦”“重感情”“为人会比较谦虚一点”。
新京报：你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吗？
程猛：对我来说，从农村初中转换到城市重点高中的过程是最艰辛的。我也曾在自传里面写道：“年幼的我感觉城市的孩子们衣着总是那么合乎周遭的人和事物，自己那么不搭。不搭食堂、宿舍、操场，甚至不搭路边的一棵柳树。自己的一言一行总是缺少那么一种悠然自得的味道，容易局促、紧张、不知道所措。”
尽管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很好，但我还是时而感觉到，这不是我的学校，我也不应该出现在那儿。
那个时候其实很茫然，也不知道怎么去抵抗这些冲击，但就是很不舒服。当然，我们也有不少同样是乡镇和县里来的小伙伴，家境相似，经常更能玩到一起。你能做的只是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把每天该上的课上好，该做的作业做了。有些事情能消化的消化，不能消化的就悬置在那儿。现在想的话，好像是这么一天一天过下来了，一些困扰慢慢地被缓释。
经历过高一痛苦的适应和学业的失败后，高二我转向了文科，成绩终于好了一些。最终，我在这个“不应该出现”的地方通过高考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小学时期的程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教育对不同的人而言，存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新京报：你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程猛：一席演讲视频发布到网络后，有人觉得自己被看见、得到安抚和疗愈，也有人会质疑“讲述这些有意义吗？”还有人觉得“将将触及了问题”。我倒是没有因为一些质疑或批评的声音而觉得被误解，因为不同的人会对如何讲述这些寒门子弟的故事有非常不同的理解。
尽管当故事被讲述，被拣选，被定型，复杂的生命体验就成了一种特定的现实，我还是希望尽可能呈现事情更丰富的面貌。
我认为，讲述是有意义的，这是在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和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甚至可以说，“读书的料”的故事关乎我们每一个人。
有听众和我说，这项研究能“促进不同处境人士之间彼此的认知”。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希望看到的。
新京报：“读书的料”和现在经常提到的“小镇做题家”“985废物”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吗？
程猛：当前，关于 “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讨论此起彼伏，但差别肯定是有的。比如说“小镇做题家”，首先大家对到底什么是“小镇”，理解就不一样。我听有本科生说自己的同学出生在北京郊区，也觉得自己是小镇做题家。“小镇做题家”的讨论似乎更偏重做题，偏重一种以刷题和成绩为中心的片面发展。很多人说自己是小镇做题家，指代的是一种能培养出做题家的教育模式。在“小镇做题家”的概念里面，重点是“做题”。
我所了解的“985废物”是指上了“985”高校的学生，却觉得自己很废物，处于一种很挫败、甚至失学、失业的状态。“985废物”是灰心丧气的，或者有时是自嘲，指向的是即便取得高学业成就，却依然没有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一种人生路径。
如果普通城镇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有一种被欺骗感和无力感，那么经济条件困难的寒门子弟就更是如此。
新京报：你觉得教育能改变命运吗？
程猛：教育对不同的人而言，存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就承载着社会多元的目的。
之前很多人批评毛坦厂中学的教育模式，但我觉得对毛坦厂的批评有一点先入为主，没有考虑到这些家境相对普通甚至贫寒的学子所处的生活。农村学生改变命运的努力往往与他们所处的教育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些孩子的父母也高度依赖学校和老师帮助自己的孩子改变命运。
对我而言，教育肯定是改变了我的命运，不然我今天也不可能坐在这里。
寒门子弟和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一样，他们的成长高度依赖一个健全的公共支持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跨越城乡边界的社会流动与其说是个人成就，不如说是社会成就。
新京报记者 李桂 编辑陈晓舒 校对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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