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家刘宗周提出“子思惧圣道之不明，乃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显示了《大学》在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大学》之道的原文如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翻译：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明美好的德行，在于亲近爱抚民众，在于使自己达到善的最高境界。
解析：大学，即“大人之学”，古代十五岁后可进入大学，开始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与之相对的是“小学”，儿童八岁上小学，主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的基本的礼节和文化课。之道：的道路，指学问和教育的根本方法或原则。在：在于，强调重点。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意为“使...光明”，第二个“明”是形容词，意为“光明的”，“德”指道德、德行。亲民：亲近民众，与民众保持紧密联系。止：达到。至善：最高的善，即道德的极致。三个短句结构相同，形成了排比，增强了语言的节奏和韵律。
第一节开宗明义，提出三纲领作为引领学习的终极目标：明明德，意指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亲民，也作新民，意指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止于至善，要求达到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
三纲之间有内在联系吗？“明明德”侧重“内圣”，“亲民”侧重“外王”，“止于至善”则是最高境界和最终追求。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解析：止：目标，终点。有定：心志坚定。静：内心平静。安：心安，心态稳定。得：得到，有所收获。翻译：知道目标后心志才能坚定，心志坚定后才能内心平静，内心平静后才能心态稳定，心态稳定后才能深思熟虑，深思熟虑后才能有所收获。只有坚定这样的目标，才能“定静安虑”，最终学有所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解析：本末：根本和枝节，指事物的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所：...的。近道：接近正确的道理或方法。“物有…，事有…”对仗，简洁地表达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顺序性。
翻译：事物有根本和次要之分，事情有开始和结束。知道事物的先后顺序，就接近正确的道理了。
从方法论层面再次强调“三纲领”的重要引领作用，同时提醒读者在具体层面也要注意先后顺序，引出下文，即“八条目”。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解析：明明德：彰显光明的德行。天下：指整个世界或国家。翻译：古代那些想要在天下彰显光明德行的人，首先会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解析：欲：想要。齐：整治，管理。家：家庭。翻译：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会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解析：欲：想要。齐：使……整齐，即管理。先：首先。修：修养。身：自身，指个人的品德和行为。翻译：想要管理好家庭的人，首先会修养自己的身心。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解析：欲：想要。修：修养。身：自身。先：首先。正：端正。心：心志，心态。翻译：想要修养自身品德的人，首先会端正自己的心志。这段文字强调了从个人修养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治理和世界和平的递进关系，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内在逻辑和顺序。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解析：正，使……正。诚，使……诚。
翻译：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获得知识。
以学习者为主语，明确各条目的先后次序。用“欲……，先……”的句式，从远大目标写起把“八条目”由远及近、由外而内陆“倒叙”出来。强调过程的循序渐进。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解析：格物，推究事物的原理。排比的使用，一连串的“而后”不仅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推导过程，也展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逻辑力量。句式整齐，节奏分明，增强了语势，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
翻译：获得知识的办法在于探究事物的原理。推究事物的原理之后就能对外物之理认识充分，充分认识了外物之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以学习对象为主语，通过“……而后……”的句式，由远及近、由内而外地“正叙”出来，突出结果的水到渠成。在提出八条目时，运用正反相成的推演逻辑。八目：格物，穷究事物的道理。致知，求得知识。诚意，意念要诚实，不自欺。正心，心要端正，排除情欲的干扰。修身，做好自身的修养。齐家，整理家业。治国，治理国政。平天下，用封建伦理纲常来平治天下。前四条专注心性修养，属于“内圣之学”；后四条侧重外显行为，属于“外王之学”，二者结合就是儒家最高理想，是抵达“三纲”的不二法门。从“格物”到“平天下”是一个由内而外、由个人到社会的递进过程。个人修养的完善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天下太平的基础。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解析：庶人，平民百姓。壹是，一概，一律。
翻译：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一律都要把修养品性作为根本。
“修身”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过渡，既要内化于心，也要外显于行。“修身”是连接“内修”和“外治”的枢纽。修身与前面的“内修”项目连在一起，体现为“独善其身”；与后面的“外治”项目连在一起，则体现为“兼善天下”。因此强调从天子到庶人都应该以修身为本。天子不能因为位高就置身其外，庶民也不应位低而放松要求。
“三纲领”是“八条目”的指导思想，“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二者互为补充，辩证统一。三纲八目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紧密联系，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来实现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和谐与秩序。
《大学之道》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几个核心特点：道德修养与个人完善，儒家强调个人应当通过学习和修养来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以达到“明明德”的境界。 “止于至善”体现了儒家追求道德完善和个人品德的最高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道》提出了从个人修养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治理和世界和平的递进关系，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思想强调了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紧密联系，认为个人道德修养是社会和谐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格物致知，儒家认为通过“格物”（研究事物的原理）来达到“致知”（获得真知），这是认识世界和提升自我的重要途径。这一过程强调了理性思考和实证研究的重要性。诚意正心，“诚意正心”是儒家修养的重要环节，意味着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内心和他人，保持内心的正直和纯净。这是达到道德修养和个人完善的前提。仁爱思想，儒家倡导“仁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强调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亲民”或“新民”也体现了儒家对民众的关怀和教化。中庸之道，儒家提倡“中庸”，即不偏不倚、适中和谐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这种思想强调在各种极端之间寻找平衡，以达到和谐稳定。礼的重视，儒家认为“礼”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工具。《大学之道》中提到的“齐家”就涉及到家庭中的礼节和规矩。教育的重要性，儒家非常重视教育，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传承文化和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关键。《大学之道》本身就是对教育目标和方法的阐述。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框架，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大学之道》不仅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也是其实践的指南。
拓展
你了解哪些践行了大学之道的名人案例？你自己又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大学之道？
蔡元培：明明德，蔡元培作为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他的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体现了对学术和自由的崇高追求，为后世树立了道德典范。亲民，在北大校长期间，他推动教育改革，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亲民之举深受师生爱戴。止于至善，他不断追求教育的完美，提出并实践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如重视科学研究、提倡思想自由等，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实的基础。
厉麟似：明明德，厉麟似作为中国教育界代表人物，他留学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中欧文化交流，体现了高尚的品德和学识。亲民，他将'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影响了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亲民之举深受人民敬仰。止于至善，他不断追求教育的至善境界，参与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为中国外语教育事业奠基，做出了重要贡献。
天津大学校训“实事求是”。华南师范大学校训“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人师表”。南京师范大学校训“正德厚生，笃学敏行”。以上这些大学的校训和《大学》的思想有关联吗？
天津大学校训“实事求是”：虽然“实事求是”这一表述并非直接出自《大学》，但它与《大学》中提倡的“格物致知”精神相呼应。《大学》强调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步骤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实事求是要求从实际出发，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与《大学》中强调的理性认识和实践精神是一致的。
华南师范大学校训“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人师表”：这一校训体现了《大学》中“修身”和“治国”的理念。《大学》中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了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华南师范大学的校训中“严谨治学”和“求实创新”与《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相呼应，强调了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同时，“为人师表”则体现了《大学》中“亲民”和“止于至善”的思想，即教育者应以身作则，引导学生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
南京师范大学校训“正德厚生，笃学敏行”：这一校训中的“正德”与《大学》中的“明明德”相呼应，强调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大学》中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即“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而“笃学敏行”则与《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和“修身”相呼应，强调了学习与实践的重要性，即通过学习来达到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学术争议
版本与解读差异：《大学之道》的版本与解读差异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焦点。自朱熹将其编入“四书”以来，对《大学》的解读就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朱熹的《大学章句》对《大学》进行了重新编排，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这一版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认为，“经”一章为孔子之言，曾子述之；“传”十章为曾子之意，门人记之。这种分法，使得《大学》的结构更加清晰，但也带来了解读上的差异。据史料记载，朱熹的改本吸收了北宋二程先生对《大学》文本的调整，明确区分了经传，分别纲领、条目。朱熹的这种做法，虽然在结构上有所创新，但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例如，明代的王阳明就提出了“《大学》古本”的概念，反对朱熹对《大学》的修改，认为《大学》本来无错简可正，无缺文可补。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学者在对《大学》的研究中，也发现了朱熹本对错简的矫枉过正，而牢固确立了“新民”说。现代本的出现，揭示了朱熹本丢失的释“格物致知”的《传》，使《大学》的解读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些研究表明，不同版本的《大学》在解读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影响了对《大学》文本的理解，也影响了对儒家思想的诠释。
思想源流与作者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大学》的基本思想与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相一致，如《孟子》中提到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与《大学》所论述的逻辑和思想相吻合。此外，《礼记》中的《乐记》也提到了类似的思想，显示《大学》的思想源流与战国时期的儒学紧密相关。至于《大学》的作者问题，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北宋的二程认为《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而朱熹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大学》是孔子所写，曾子述之。然而，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南宋的杨简就反对朱熹的说法，认为《大学》非孔门之遗书。明代的刘宗周则提出《大学》和《中庸》的作者是子思，这一观点在汉魏时期已有提及。清初思想家陈确对《大学》的作者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大学》既非孔子所作，也非曾子所作，甚至不是圣人之言。陈确的这一观点，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对《大学》进行了批评，认为《大学》只讲了知，没有讲行，从而推断出《大学》不是圣人之言。综上所述，《大学之道》的学术争议主要集中在版本与解读差异以及思想源流与作者问题上。这些争议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学者对《大学》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儒家经典在传承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随着现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对《大学之道》的探讨仍在继续，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力依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