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范轶然：他的梦想与执着
廖元辛
此文作于2016年，是我前往芝加哥探望轶然后所作，本意是展现中国留学生在美申请、攻读博士的艰难，后收录于拙作《新留学青年》。现谨以此纪念轶然，也愿我辈秉承其遗志，光大其精神。
2015年3月，当我来到芝加哥看望已近两年未见的轶然时，他正处于我们相识十年以来最焦虑的状态。说“最焦虑”，是因为他平时也焦虑——无论是在高中时代，还是在大学的校园里，你任何时候见到他，他都行色匆匆，脸上挂着淡淡的愁容。不过这一次，他的焦虑确是事出有因：就在三天之前，他刚刚收到最后一所自己申请的学校寄来的拒信。用他的话说，“天塌下来都比这个容易承受”。
这是轶然第一次申请美国大学的博士项目。为了能毕其功于一役，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他几乎是皓首穷经，宵衣旰食。两年之前，在重大决策中历来小心谨慎的他，出人意料地从国内的研究生项目退学。其后，他远赴英伦，在剑桥拿到研究型硕士学位，同时考察了英国学校的博士培养方式。从剑桥来到芝加哥之后，他没日没夜地学习、修改申请所用的自荐信。为了赶上博士的申请季，他用一年的时间修完一年半的课程，其中还包括在暑期自学成才，从而免修了本来必修的C++课程。
“我过去这三年只干了这一件事，就是申请博士。”我刚放下行李，还没来得及坐下，轶然就愤愤不平地讲起来，“结果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你说说，这公平吗？”
我咽了口唾沫，把本来想说的话又吞了回去。“要不这样，明天咱们出去逛逛，你也散散心？”
“唉，”轶然长叹了一声，摆了摆手，“没意义，你说，出去逛逛能让我申上博士吗？”
我涨红了脸，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是啊，除了等到明年的申请季，还有什么法子能让他申请上博士吗？
在轶然一言不发地开始切起白菜，炒起五花肉的时候，我也在一旁静静地思考着博士对于他、对于许许多多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记得从上小学开始，每当父亲问我今后要不要读大学，我就会说，不仅要读大学，还要读硕士。“那读完硕士呢？”“读博士！”“读完博士呢？”“读博士后！”那时的我，显然还不清楚硕士、博士和博士后这些耀眼的头衔意味着什么。对那时的我来说，戴上博士帽、穿上博士服，然后在照相馆里拍出一张“博士毕业照”，远比搞清楚“博士是做什么的”这样高深的问题重要得多。
事实上，这种“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或者是硕士优于学士、博士优于硕士）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即“博士”是那种读书非常多的人。到底有多“多”呢？不知道，但大概至少比硕士多。一个人既然是“博士”，那就自然是经纶满腹，博古通今，自然是“顶厉害的”了。而博士后呢，自然要比博士更“厉害”。
然而在美国，或者说欧美各国，读博士或者读硕士，则根本上是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自20世纪初以来，欧美国家的博士项目主要以培养学术研究者为目标，强调学生的科研原创性。同时，博士也是一块敲门砖——在大多数院校，只有获得了博士学位才有资格受聘成为教师。
然而就是这样一块敲门砖，让自上本科起就想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的轶然已经苦恼了三年。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我觉得我现在特理解《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你说，我现在申博士，跟范进考科举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没区别。”
第二天，我开车带轶然出城到圣母大学转了转。他的情绪已经稍稍有所好转，但依然起伏。回程的路大概一个半小时，我想正是深入谈谈他申请博士想法的好机会。事实上，尽管我们谈论的是他的“伤心往事”，但和他谈话还是会给人带来一种莫名的喜感。这一来是因为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像极了评书大师单田芳，二来是作为一个曾获得哲学双学位的哲学迷，他会把我问的每一个简单的问题进行理论化的分析，给人一种“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似的黑色幽默感。
（以下为范轶然对笔者的讲述）
说实话，要说这一年来有没有开心的事，我觉得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每天就是按部就班地上课，做研究，找推荐信。每天就干这么点事儿，最后还没申请上，你说我能有高兴的事儿吗？这些年出来读书也花了不少钱，你说，如果我明年再申不上，我咋办？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申请之前，其实我就知道估计会很难。毕竟金融博士每个学校就招那么几个人，全世界那么多人都在申请。先不说其他人是个什么水平，你就看看我们芝大这些学生都是怎么念书的：每次下大雪，其他学校都封校放假了，可我们不放。为什么？不是学校不让放，是学生不让。学生说，我们交了学费来上学，你提供的教育就得足时足量。既然我们能来到教室，你就应该继续给我们上课。
你问我为什么想教书，为什么要读博士，这个说来就长了，我得先讲讲这个想法产生之前的事儿。
我小时候，大概初二的时候吧，就在想人活一辈子，总要干点事儿。那什么事情有意义呢？我一直觉得当医生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因为它解决了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活下去”。而使得人类活不下去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那时候我觉得是癌症。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控制，但癌症这个事情你没法控制。就像一个人在街上走，被撞死了，那可能是因为司机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他走路不小心。或者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那可能是因为医生给他输血时用了不干净的针头，或者是因为他出去乱搞没有做好保护措施。无论如何，这都是因为一些人的问题，导致了最后这样一种结果。
你现在听这个想法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但我当时真的这么觉得。因为我爸从小就教导我，“不要犯低级错误”。所以我那时就在想，如果所有人都不犯错误，那会怎么样？就像撞车或者感染艾滋病，如果所有人都不犯错误，司机和行人都很小心，医生每次都换针头，你不出去乱搞，或者你做好保护措施，那么这些问题理论上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癌症就不一样，你无论怎么小心，还是可能会得癌症。所以当时觉得，如果有一天能把癌症治愈了，那将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在即使完美世界中也依然存在的问题。当然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自己当时也太自大了——就凭我，能治愈癌症（笑）？但在当时，真的就是想做这个事儿。
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觉得干这个不错。我妈在医院工作，她就跟我说，学医有两种，一种是临床医学，一种是基础医学，你想治愈癌症，是不是就是要去基础医学。我一想觉得不对，因为我觉得既然是医生，就应该给病人治病，怎么能天天在后面做研究呢？这是我初中时的想法。
后来到了高中，我还是觉得应该去治愈癌症，但我依然不能调和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是我当时生活中的根本矛盾（笑）。而且我当时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现在开始致力于癌症研究，可能等不到我研究出来的时候，别人就已经研究出来了，这样我岂不是白干了吗？想到这一点之后，我的心态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来我就想得了，咱不干这个事儿了，咱搞个别的事儿吧。
那搞个什么事儿呢？我当时其实也不知道。但是不知道也没办法，因为到高三了得报志愿啊。后来去北大清华的宣讲会一看，觉得商学院不错。为什么商学院不错？状元多嘛，毕业之后出路好嘛，能挣钱。于是我当时就想，既然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那我应该喜欢钱，因为钱所有人都喜欢。所以后来我就去了。我的想法是，我可以挣钱，挣很多很多钱，然后我资助别人去研究癌症。这样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想，如果我要去自己研究癌症，国家给我好几十年的资助，结果我最后没研究出来，浪费这么多资金，这不太合适。但是如果我是一富翁，资助别人去做，他把这个钱浪费了，那是我自己的钱，我乐意。
可是去了商学院之后，我发现国内教育体系有不少弊端，于是我又产生一个想法，就是有朝一日能当上大学校长。另外就是我意识到教育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你当了校长，大概能影响到全国千分之一的人。而这千分之一的人，对社会的影响可能就不止千分之一了。
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估计是当不上校长的。为什么？因为国内知名高校的校长是有行政级别的，而我对政治天生不感兴趣。这样一想，我觉得咱还是别当校长了。当然了，我后来也掂量了一下自己，觉得估计自己也配不上，没这本事（笑）。
得了，既然咱当不了校长，那就当个老师吧，至少可以在课堂上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一部分人。另外你也知道国内现在的学术环境，如果大家想的都是怎么去业界挣钱，而不是把自己的研究做好，把自己的课教好，那么学术风气只能会越来越差。所以我决定申请博士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打算的，就是将来回去任教，用自己的力量去正一正学术风气。
当然对于教书这件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其实没有问，就是“教”和“研”的关系。你到底是想“教”还是想“研”？国内的学术氛围是不好，思想的交流确实不如美国这边活跃，但如果你真正想做的是“教”，那么这些事儿你应该就不那么在乎才对啊，不是吗？说到底，我还是想教书的，教书对我来讲比做科研更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你真想教书，想获得一些话语权，那么你就需要一个正教授的职称。而这样一个职称，部分取决于你的研究做得好不好。另外，当你为了最后能教书而去读一个博士，你真正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了完成这个博士的任务，可能你90%的时间需要做研究，只有10%的时间去做助教，你会不由自主地去重视自己的研究。我也重视自己的研究，虽然我还不是一个博士。
（范轶然自述结束）
在听到最后那一句“虽然我还不是一个博士”的时候，我分明能感觉到轶然的失落。在这样的自嘲之外，更多的时候，他在叹气。几乎在每一个段落的结束，他都要长叹一声，给作为提问者的我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熟悉他的人其实也都知道，这样的长叹几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不自觉的习惯，而丝毫不会起到“如释重负”的作用。我在想，在最终申请上博士之前，这样的习惯也许还会延续下去。
作为一名旁观者，同时又是他的好朋友，当轶然提起他初中的班主任老师送给他们的那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一定；十分耕耘，一份收获，一定”时，我一方面为他这三年来的不懈付出肃然起敬，然而另一方面，也不由自主地感到担忧。我感到担忧，是因为与很多人满怀期待为了一个目标而“痛苦并快乐着”不同，在轶然的这段艰难跋涉中，似乎只有痛苦，没有快乐。这样的痛苦，自然与他习惯性焦虑性格的缘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也与博士申请过程中存在的极大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与中国学生在国内已经习惯的考试看分数、只要考得好便上得好大学相比，在美国申请博士——尤其是申请文科博士的过程，则不啻为一次命运的审判：学校的录取委员会虽然会把申请人的托福和GRE的分数、推荐信和科研成果的含金量等因素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但最终录取的结果毕竟不像单纯的考试成绩一样掌握在申请人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轶然把自己比作范进的原因——因为在科举时代，没有人能在走入考场的那一刻，就能保证才华横溢的自己一定能金榜题名。这种不安全感，激励着每一位申请人付出不懈的努力，却也促使他们中一些对自己要求严苛的人走向患得患失。当轶然给我讲起近几年来，他会为每一次上网玩小游戏所耗费的半个或是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内疚不已的时候，我伤感地想到一句网络语言来：
“我们究竟还能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半年之后，当我第二次去芝加哥看轶然的时候，他已经搬了家。新房间采光不太好，显得阴暗逼仄。暖气时有时无，我睡觉的时候夜里好几次被冻醒。轶然拧开暖气管道上的一个阀门，房间里立刻暖和了起来，但产生的噪声却也震耳欲聋。他不好意思地耸耸肩，向我解释道：“没办法，一打开就成这个样子。”
轶然习惯性的焦虑依然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毕竟比半年前好了许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曾经想，要是申请全都被拒了，我就活不下去了。可是你看，这半年过去了，我不还是活着呢吗？”在第一次申请折戟沉沙之后，他费了好一番工夫，在学校的商学院里找到了一份为期两年的研究助理的差事，“演兵修武”，以待明年卷土重来。由于今年不准备再次申请，一向深通文艺理论的轶然还主动请缨，担任当地中文剧社“风车剧社”的导演，排练萨特的名剧《禁闭》。“风车剧社”在当地知名度很高，在演出的前一天，轶然甚至还接受了央视《华人世界》节目的专访。
我没有给他讲我采访的其他留学生在博士道路上知难而退的故事，但他却主动给我讲起了他那位曾与他一同申请博士的室友。“你还记得他吗？”他问我。
“就是你管他叫‘康师傅’的那一位？”
“是的。一直想申请博士，最后却打了退堂鼓。两年了，我知道他是怎么过的——提前上博士生才修的课；每个周六一早起来就给国内以前的同学打电话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上自己并不喜欢的《环境经济学》，就为了拿到那门课老师的推荐信……”说到这儿，轶然习惯性地长叹了一声，“我是真为他感到惋惜。”
“那他现在做什么？”我问他。
“回国了，跟着我们一个很有钱的朋友做金融衍生品。说实话，待遇很不错，我猜他应该过得也挺好的吧。”
我没有问轶然是否会羡慕这样的生活，因为他的行动已经告诉了我答案：就在话剧首演结束的当晚，轶然结束了剧组的总结会回到家，打开电脑，开始认真修改之前设计的一组投资模型。改到一半，他习惯性地叹了口气，转过头对我说：“你知道吗，排完了这几场戏，我又要过起除了准备申请什么都不干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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