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的一纸学历认证，是许多留学博士的最后一关。拿到这张蓝边白底的证书，意味着能够以留学博士的身份进入事业单位、国企和大型民企——从陕西农村一路读上来的博士唐文远为了这个未来，押上了六年时间，拿到两所高校的offer。但五月过去了，入职时间也过去了，他的认证迟迟下不来。等待逐渐变成了一件无期限的事，一切关于未来的想象就此泄了气。
文｜徐巧丽 张萌 编辑｜陶若谷
广州30多平的复式公寓里，妻子的埋怨如同悬置的警铃。唐文远忘了倒垃圾，忘了晾衣服，都有可能引发婚姻危机——没领证时，提的是分手，领证后，提的就是离婚。今年3月底，在卧室暖黄色的灯光里，妻子控诉了一个小时，又提了离婚，核心内容再次指向了遥遥无期的博士毕业。
“苦熬这几年都过来了，现在正是我毕业、走向光明的时候，离婚你太亏了。”唐文远总这么劝，妻子也收起埋怨，表示再观察一段时间。但这次，他的劝慰话术失灵了。留学生服务中心在前不久发来消息：（海外博士学历）暂不认证，理由是“赴境外学习时间少于学制要求，且涉及在国内研究学习的经历”，需补充材料进一步审核。
唐文远参加的是一所国内985大学的分校区与某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培养项目，读历史学，由海外国家授予博士学位。第一年在国外读，免学费，后三年在国内，交培训费2.5万元/年。2022年6月，他提交了博士论文终稿，但疫情原因，无法出国走外审流程，一等就是一年。到了终审环节，又遇上当地动乱，申请签证等了大半年。四年学制，唐文远花了将近六年才读完。
今年2月，他正式领完毕业证回国，也拿到了安徽、湖北两所高校的offer，约定3月入职。还拿到了安家费，替妻子争取到高校行政岗的工作。
妻子在广州有份月薪1万6的教职工作，一直犹豫要不要离职，唐文远带她去了准备签约的高校考察，在图书馆、操场和篮球场，感受骑自行车的学生带来的春风，他们开始畅想——在高校工作八九年，存款能有80万以上，孩子也能在附属小学就读，做个过渡。等评上副教授、教授，再去新一线城市扎根，全款买房，这时孩子也能上附属中学了，做个“城二代”。
广州的租房还有4个月到期，许多家具都是将就。桌子是读书时的床上桌和凳子绑定的拼凑桌，唐文远觉得太小，想换，妻子说再凑合一年。两人仅有的生活品质落在三年前买的投影仪上，但没有足够空间，只能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看。厚厚一沓本科、硕士和博士证书，放在一个纸箱里，关在储物间。
一切都准备好了，留学生服务中心（简称“留服”）的博士学历认证是最后一步。没有这张证明，在海外求职是没问题的，但国内事业单位、国企和大型民企，都要严格审查。“所有的人生规划，结婚生小孩、买房买车、定居生活，全部都压在这个证上。”唐文远说。
唐文远毕业获取的学分。讲述者供图
从今年3月初提交审核算起，他的等待已有108天。唐文远进了一个200多人的群，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学历认证被卡住的硕博留学生，理由也几乎是“赴境外学习时间少于学制要求”。
群成员分成三类：一类是留学海外名校，因为疫情出不去，通过复核，认证成功了；第二类是东南亚“水博”，疫情时上网课，放开后仍旧没出国；第三类群里最多，也是唐文远的情况，即涉及国内的联合培养项目，需要在国内读书或做实验。
唐文远参加的项目在2018年启动，同一批6个博士生，有几位已经在大学工作，基于职业需要读博。因为疫情，大家的毕业论文都卡在外审环节，最早的也是在2023年夏天才走完流程。唐文远申请出国稍晚了几个月，他考虑当地花销大，不愿到那边干等着，等外审出了确切结果才办签证，又赶上了动乱。
时间就是利益，是唐文远秉奉的观念。读大学后，他买火车票从来都买卧铺，睡一晚上就到，不想浪费白天。在这所双非院校，他抓住一本又一本史书，考上本校历史学硕士。三年下来，发了七八篇论文，拿了国家奖学金，还评上十佳研究生，唐文远开始期待一个名校博士的回报——考博的时候，他申请了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吉林大学，但都没有通过。
“自我定位不清晰。”这段经历是唐文远现在最后悔的，他今年32岁，读博6年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是，眼镜片厚度增加了一倍。在陕西秦岭南麓广袤的山区，周围人不是去河南打工，就是去山西挖煤，唐文远的青少年时代在省重点高中奥赛班度过，成绩垫底，但凭着在QQ空间连载《明史》笔记，他也心安理得享受崇拜的目光。
硕士毕业时他26岁，村里已经有了闲话：你儿子啥时候结婚？啥时候找对象？作为传声筒的母亲把话传到他耳边：谁谁谁又考上了镇上的公务员，谁谁谁结婚了。他那时瞧不上这些，给父母反洗脑：乡镇公务员算什么，博士毕业，起码讲师起步，学校给房，未来入选人才计划，评副教授，“一下子把好几年捞回来。”
靠这番设想，父母也入了局，读大学后的九年学费全靠他们的积蓄。父亲是镇上的医生，母亲开个小卖部，在村子里是体面人，拿的却也是死工资。父母对他的期望是回县城做个中学老师，但唐文远认为，“职业档次不够高”。
在那个和父母观念冲突的夏天，他在网上检索到这个联合培养项目，第一届招生，10多个名额，硕士导师也觉得这个项目不错。唐文远考虑一周就报名了，他等不到下一年了——年龄越大，家里压力就越大，能申请的好学校却越少。他回忆，那时候不敢再“无畏地消耗岁月”了，这项目好歹是个机遇。
学历认证的问题，唐文远不是没有担心过。按照项目介绍，必修课学分只需海外国家一年的18学分，并且第一年刚刚读完，老师就催着让回境内上课。但看到4位同学在去年10月至12月陆续认证通过，他就把一些不寻常的细节合理化了——虽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但毕竟是当地的顶级学府；联合培养的国内大学虽然是分校区，但也是985。
博士读的是四年后的未来，唐文远知道妻子也这么想。两人在一个硕博比例8:2的相亲群认识，那时候他博士二年级，正遇上婚恋难题：将近三十了还在念书，一分钱没有，拿不出彩礼，买不起房子，要啥没啥。
能匹配上的是一个“崇拜学历、相信潜力股”的女性，他自己总结。妻子是二本，靠自己努力考上了211硕士，不聊“包包”，聊阶级固化，年龄也合适。就这样，他们成为了“女硕男博”的流行组合，每周末去看电影，去看海，找个小镇玩。
后来妻子找到广州的工作，他也进入写论文阶段，两人从华北平原搬到南方，房租和日常开销是妻子承担。博士二年级后，每学年要交2.5万学费，也是问她借。唐文远认为，这是双方共同的约定，妻子是因为博士身份选择了自己，这个身份包含了两个家庭的期待。
最直观的就是家庭地位日益卑微，女友让他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下班回来检查。他每天还要汇报外审的进展，看女友脸色不对，就马上停止话题。日子窒息到周围人如果买了房和车，他就会被女友劈头盖脸一通问，“我到底差在哪了？”
听到女友向朋友抱怨，自己一分钱没有，全靠她养活，唐文远自尊心受了挫。他在广州找了个教培机构，每周上2-3天班，拿到六七千块钱月工资，把向女友借来的学费还了。博士的生活逃不开社会时钟的丈量，在唐文远身上更是如此。那两年，他焦虑失眠，体重从120斤跌到100斤。去年12月底，姗姗来迟的终审程序终于走完，他也终于在这个时候和女友领了结婚证。
毕业典礼结束，回国那天，妻子准备了鲜花和蛋糕。但唐文远和朋友庆祝喝多了，改签了第二天的飞机，回家后，妻子第一句话就是离婚。回想起这些，唐文远试图站在妻子的立场去理解她的处境。妻子来自北方农村，向往大城市，身上有股拼劲儿，也靠自己的努力，在广州有了份不错的收入，想让生活上一个台阶，结果被他拖累。
在妻子陈筱看来，“马上就要毕业了”这句话，唐文远说了两年，她已经免疫了。想买房要等毕业，想买辆车去新疆西藏内蒙古自驾，也要等毕业。两人每天的话题除了吃饭，就是毕业，现在变成了认证。认证失败后，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她跟唐文远说话，都得不到回应。有次对方发信息说不想活了，她吓得旷了工，回去陪他。被不确定性笼罩的日子里，她觉得自己“从未谈过一天恋爱”。
这些被卡学历的联合培养项目，综合几名博士讲述，要么是学校与学校接洽，要么是导师与导师对接，或者研究所与研究所对接，没有在留服备案。但在博士生们看来，这样私自“勾兑”的项目属于一种福利，说明老师跟国外学术圈的联系更紧密，并且愿意把机会留给更信赖的弟子。
例如女生缪涵，她参加的是国内一研究所与北欧高校的“2+2”项目，当时招生老师告诉她，这是一个“非公开的，打信息差才能知道的项目”，想要留下她才给她推荐。缪涵之前工作过两年，凭硕士学历拿到过四五个offer，不想上班才去考博。如今读出来，她发现学历贬值严重，一所高校拒绝她的理由是“本科不是这个专业的”，还有科研成果更好的博士生和她竞争。
据猎聘的一项调研数据，留学生回国面临的各项压力中，“国内优秀人才越来越多，岗位有限，就业竞争激烈”占比91.85%。缪涵最终只拿到一个国企的offer，但如果8月入职前无法获得博士学位认证，她就会失去这个offer。
留服给缪涵回复的邮件。讲述者供图
做了四年留学认证中介的言立军介绍，疫情三年是留服的“宽松期”：许多留学生在国内上网课，留服因此发布公告称，因疫情回国上网课，以及因此导致的境外停留时间不符合学制要求的情况，学历认证不受影响。去年1月28日，留服取消了特殊认证规则，慢慢回归到以前的常态，开始严格审核出入境时间。
据言立军观察，三四年以前，一些“非常规项目”在入学条件和出境时间上都比较宽松，对升学压力大的中国学生而言，给了他们多一条拿学位的路，去年严格审核后，此类项目也被卡了。他经手的一个广东某大学的博士，和一个吉林高校的博士，都认为自己读了5年毕业了，因项目没有备案，留服不给认证。
唐文远参加的也属于两校之间合作。招生简介上写道，“为培养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端人才”而启动，但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备案名单中，却检索不到这个项目。唐文远介绍，目前包括他，有2名博士与4名硕士未通过留服认证，学校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如今在唐文远的家庭中，有六双眼睛盯着学历认证的结果。父母每天打电话都要问一遍，认证下来了没？岳丈岳母等着催生。妻子陈筱的局面最尴尬，她和领导、同事，都说好了要离职，“跟老公去大学”。现下领导同事问起啥时候走，她只能笑笑，找点其他话题。
唐文远讲述这段经历时，陈筱就在身边，两人刚刚吵完一架。陈筱最近被安排了监考任务，一周要工作7天。晚上6点多，唐文远倒完垃圾回家，陈筱说饿了，要吃家乡美食，让他当场学。他过去理论，说自己目前的状态，能活着就不错了，没有多余的精力做好家务，或是给予“很贴心的付出”。他听到妻子说了一句，“你实在活不下去了，也别来祸害我。”
原本唐文远指望一纸认证能挽救婚姻。在等待毕业的最后两年里，他觉得妻子每天都在打退堂鼓，“要不要分手重新找一个？还能不能相信丈夫？未来的出路在哪里？”这样的话她总挂在嘴边。为了缓和关系，他向陈筱描绘过不止一遍未来的生活，如今成了空头支票。
得到“暂不认证”的结果后，唐文远起初觉得是一个流程性的阻碍，没什么大不了。准备入职的高校，他商量了延期，补充了两轮认证材料，又找境内院校提供情况说明。
但五月过去了，入职时间也过去了，等待逐渐变成了一件无期限的事——也许下个月就能成功，也许一等就是明年。他每天早上睁眼，就是看邮件上有无进展，每周问境内院校两三次，回复都是“在沟通”。除此之外，就是关注被卡住的博士群动态，谁收到了邮件，谁又认证失败了。
群里同样认证被卡的方琦今年34岁，读博花了5年零6个月，他参加的是荷兰某QS排名130多的大学和国内高校的联合培养，只不过是基于两个老师之间的合作。原本他找到广州一家研究所的工作，租了4600元一个月的房子，还买了一台咖啡机。
方琦做的是生物相关研究，周围有几对结了婚但生不出孩子的博士夫妻，“精子活力，卵子活力都不行了”。他的女朋友也是博士，据方琦所述，两人都被生育焦虑笼罩，想尽快进入下一阶段，领证结婚生子。但因为无法认证，他已经等了5个多月，在研究所“打白工”，手头积蓄告急，他准备先把咖啡机卖了。
唐文远和妻子在广州住的楼房。讲述者供图
“在一条路上走得太孤注一掷，赌上了所有机会，在错误真正来临时才发现，没有留其他退路。”这是唐文远的感悟，也是他尴尬的现实境遇。他有时狠狠心想，再去读个三年制的双非博士，又不甘心再浪费三年。他不明白，自己的路怎么越走越窄？
在高校引进人才标准的1-7类中，唐文远评了6类人才，属于优秀博士，能解决配偶的工作。但没有留服认证，抵消了他所有的优势。评判标准一年一变，如果等到明年才认证，就评不上6类了，他也开始怨，“不仅卡的是时间，还卡的是入职的难度。”
他去过一些比较好的双非学校面试，一两个岗位，十多个人竞争，面试者有南开大学的、留学瑞士的，科研成果比他优异的。托已经入职的朋友递简历，朋友说按早两年的入职标准肯定没问题，结果到了学院人事处，就没有下文了。
如今他能想到的后路还剩下联系家人，托关系进个省内的民办学院，但唐文远不想走这步棋。在村里，他还是家喻户晓的博士。他曾在媒体上写过一篇关于农村的文章，传到了镇上，他跟母亲去镇上买衣服，老板娘都问，咋培养出来这么优秀的博士？母亲回到家跟他说，你没房没车，没毕业，没就业，得知道社会的现实。
社会的现实确实映照在周围的圈子里。唐文远挨个举例：在天津读博的一个同学，和他同时写博士论文，2022年7月就找到了江浙沪某大学的教职；一个本科同学六七年前回省结婚生子，如今房子涨了不少；一个高中同学去了华为，老早就实现了经济自由。只有自己还留在原地，“好比去爬一个山顶，你已经爬了好几年了，很累，近在咫尺，都看得见风景透过来的光了，结果掉入谷底。”
认证出现问题后，“我的苦难都是你造成的”，唐文远记得妻子这么说，离婚的念头也在他心里浮现。一个无法毕业的博士，意味着没工作、没钱、没前途——今年3月底，对着流泪的陈筱，唐文远同意了离婚。
但陈筱迟迟没有行动。某天晚上两人躺在卧室，陈筱张口问：跟你离了之后，我二婚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老公，你帮我分析一下？唐文远趁机规划了另一套方案：万一认证不下来，就去西安，用硕士学历应聘民办学院，再去读在职博士，“我们一对双硕士，在西安就不能活吗？”
那之后陈筱没再提过离婚，但生气的时候，什么话都往外说。个子矮，不赚钱，尤其爱说“后悔，选错了人，不该领证”。每当这时，唐文远就去储物间睡觉，书架上《大历史与小历史》《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他都没心情看。为了打发时间，他开始打王者荣耀。有一天吃饭，因为盘子太多摆不下，陈筱打翻了一碗麻辣烫，他一气之下把拼凑桌撤了，买了张像样的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