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致信国家领导人，建议借鉴国外的博士后制度，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年后的1985年，国务院批准试行博士后制度。同年底，我国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建立。到如今，已经整整30年。
30年，正是一个人从婴儿成长为壮年的时间，博士后制度在我国也早已成为一项人才培养和使用的重要制度。然而，岁月的增长虽然让这名“壮汉”有了成熟的躯体，但在他的头脑中，一些“困惑”也油然而生。
就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均提出了对现行博士后制度的改革意见。他们的意见背后，都隐藏着一份深深的思考——30年过去了，博士后制度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呢？
本报记者 陈彬
时代之惑：博士后怎么了
1987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还是一位刚刚在国外学成回国的“海归”，正在筹划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
是时，可供龚克选择的道路其实很多，机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但龚克还是犹豫踌躇，因为对这些用人单位他缺乏深入的了解，那时的人事制度又比较刻板，一旦选择的单位不合适，要想流动就难了。该怎么办呢？
有一天，一位领导的一句话影响了他最终的决定。
那位领导说：“你为什么不去博士后管委会咨询一下呢？”龚克这才知道，原来在国内也是可以申请博士后的。
那一年，博士后制度在中国刚刚设立两年，绝对算是新生事物，而龚克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实当时最吸引我的还是博士后制度的灵活性。”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龚克说，因为博士后在流动站有两年的工作时间，两年后，双方可以双向选择。“也就是说，两年后，我可以再根据自己的情况重新考虑未来，博士后给了我多次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机会。”
1987年9月，龚克进入清华大学，成为电子工程系的一名博士后。
在进入清华之前，龚克与这所国内名校并没有太多联系，而他在国外求学的高校也不属于通常意义的“世界名校”。因此，很多人觉得他在这种情况下去清华求职“没有活路”，然而清华的科研平台和项目对他这样的青年科研人员又颇具吸引力。“但我又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清华环境。”龚克说，因此，博士后制度又给了他另一种意义上的“宽松环境”。“我可以用两年时间验证自己是否适合在这里作研究。不适合的话，两年后我就可以走了。”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龚克的“薪水”。
当时，博士后工资是150元，同时还有100元的住房补贴，这一水平基本与教研组正教授的水平相当。这样的“高福利”也是博士后的吸引力之一。其次，做博士后可以比较专注于研究工作，龚克考虑趁着刚刚完成博士学业的这段时间，一方面打下更加宽厚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可以积累成果在学术上立足。
“总之，在当时情况下，博士后制度无异于一种冲破僵化体制，更有利于出人才、出成果的改革创举。”龚克说。
如今，30年过去了，龚克已经成为国内重点高校的一校之长，曾经带给他巨大帮助的博士后制度却似乎变了味道。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人事制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情况下，之前的改革创举反倒成为了很多人口中“僵化”的代名词。这种制度曾经具有的“灵活性”“高福利”“少干扰”等优势，反而成为了当下人们对博士后制度口诛笔伐的最主要依据。
30年间，博士后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前途之惑：变了味的“灵活性”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递交了一份关于提升博士后创新能力的提案。在这份提案中，钟章队提到，目前我国博士后进站人员不够优秀，博士后岗位很难招到优秀的人才。
事实上，钟章队所提到的问题，在几年前就已经成为大家的普遍认识。
早在2012年，在一次博士后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就表示：“在我们实验室，每次交流时，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招不到博士后或者招不到好的博士后，这是现在很多高校、研究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我曾和同行的几位院士交流过，这几年大家都没有招收到优秀的博士后。”
曾有一份数据显示，在高校博士生毕业后的去向中，有四成选择进入高等院校，有一成选择进入科研设计单位，仅有不到3%的博士毕业生选择在国内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王顶明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后。作为“圈内人”，他也发现自己身边的同学中，很少有选择进入博士后群体的。而问及原因时，王顶明笑了：“现在的社会这样浮躁，大家都想尽早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谁还会踏踏实实地做博士后啊？”
他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
“博士后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无法给博士生一个稳定的未来。”李亮是国内某高校的一名博士生导师。采访中，他向记者表示，在目前的就业压力之下，博士人才希望在毕业后能够尽早稳定，而这恰恰是博士后制度所给不了的。“两年后，博士后就必须出站，而出站后，他又将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因此，只要有好的机会，谁都不会拿两年的时间冒险。”
遗憾的是，越是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在毕业时遇到“好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选择“冒险”申请博士后的几率也就越小。
于是，当年成功吸引“龚克”们的博士后制度的第一个优势——灵活性，现在反而成为了阻碍优秀博士进站的重大难题。“时代不一样了，就业环境也不一样了，我们的政策却没有改变。”李亮说。
然而，受制于博士后制度本身的特性，这一问题似乎并不好解决。有人曾建议博士后合作导师要在博士后出站后的就业方面承担更重要的推荐权利和义务。然而，这一建议并无具体细节。或许，在目前已经时过境迁的就业环境下，除了在企事业招聘中增加“博士后”经历这一似乎不太合理的“外力”推进外，能吸引优秀博士生进入流动站的，也只剩下提升博士后本身的科研“含金量”，使其能在就业市场上更具优势。然而，这需要给博士后一个稳定的生活和科研环境。现在，这方面与“龚克时代”又有怎样的不同呢？
“钱途”之惑：谁来供养博士后
要安心科研，首先要实现的基础保障就是衣食无忧。这就涉及到一个谁都绕不过去的字眼——钱。
目前，国内招收博士后主要有国家资助招收和自筹经费招收两种，这两种模式占据了中国博士后招收类型的85%。其中国家资助标准每人两年10万元人民币，至于自筹经费模式，一般而言是单位根据研究工作需要灵活掌握。
一年5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对于大多到了成家立业年龄的博士后们来说，够花吗？
张珂去年博士后出站，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教师。在读博士后时，她就已经成家。因为有两个人的收入，所以对她而言并不存在“够不够花”的问题。然而，她的一个同事就没那么幸运了。
“当时，我们站里还有一个博士后。他还是个单身，也没有房子，但在学校周边租房又实在太贵。最终，他只能借住在学生宿舍里。”张珂说。
事实上，在人们谈论目前的博士后制度时，所谓的“高福利”早已成为过眼云烟，而“待遇太低”也几乎是每次都会被首先提到的问题。就在今年的两会上，钟章队就建议将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的经费提高到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金项目的水平，或者设立博士后研究和创新的专项基金。
与钟章队有类似想法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在议案中，他也提到要设立国家博士后基金，并成立独立的国家博士后基金委员会，国家博士后基金管理可以借鉴德国“洪堡奖学金”。
如此提升博士后待遇，究竟需要花国家多少钱呢？
采访中，长期研究轨道交通的钟章队结合自己的专业，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目前，一公里地铁按最普通的造价计算，需要5亿~7亿元人民币。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的统计，2013年全国博士后进站人数约为1.3万余人。如果按每人每年5万元资助标准计算，这笔钱仅仅达到一公里地铁的造价。然而，这1万余人创造的科研价值岂是一公里地铁所能衡量的？”
要知道，在2014年，仅仅作为地级市的江苏省南通市，其获批建设的地铁总里程就将近60公里，总投资近400亿元。
“如果说之前我们的财力还达不到的话，现在我们已经有充足的财力提升博士后待遇了。”钟章队说。
身份之惑：我们究竟是谁
30年前，当“龚克”们进入大学博士后工作站时，“没有教学任务，可以专心从事研究”也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而如今，很多博士后似乎连这点福利也没有了。
在网络搜索引擎输入“博士后、教学任务”的关键词，可以搜出很多博士后招聘启事，其中大部分启事都会规定博士后具有一定的教学任务。这中间，有些招聘的是“师资博士后”，但也有部分招聘的就是一般的科研博士后。
给学生上课，也就意味着博士后身上已经有了些“老师”的味道，但他们真的算是“老师”吗？
“在国外，博士后一般被看成科研人员。但在国内，我们现在不知道应该把他们看成什么。”顾英权是张珂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采访中，他坦言对博士后的管理有“很大问题”。“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既不是老师，也不能当成纯粹的研究人员。所以，我们教师开会的时候不能叫他们参加，组织一些活动时也不知道是不是该让他们参加。”
顾英权的话语背后，其实反映的是目前博士后群体自身定位的模糊。
在今年的两会上，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博士后是一段研究工作经历，但不是正式职业，把博士后当成一种学位的看法“很荒唐”。应该说，除了周其凤外，很多学者在公开媒体上都在强调博士后不是一种学历或学位，但在公众层面，将这两者画等号者并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一些制度性的问题不能不提。
“目前，我国的博士后培养要国家批准设站，相关部门限定规模。对于进站的博士后，国家要给予特定待遇，最后还要颁发证书，这一套程序就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博士后依然是一种学位。”采访中，龚克这样表示。
于是，博士后就在这种“学生”“老师”和“科研人员”的理念夹缝中，渐渐模糊了自己。
需要注意的是，在前文中提到的国家给予博士后的“特定待遇”中，解决户口和子女就业是重要内容。而正是这种“隐性福利”，给某些人提供了一些可钻的空子。李亮曾发现，一些京外企业的高管就是冲着这些福利来做博士后的。这些高管私下联系京内高校的教授，许诺一定好处(如实验室项目、资助等)，要求其招收自己成为博士后，从而“曲线解决”子女在京上学的问题。“只要他的博士后能够延期两年，子女就能在北京高考了。”
事实上，对于这种“隐性福利”所带来的弊端，很多学者已经有所察觉。然而，如果取消这些福利，则又会降低本已不高的博士后吸引力。对于这对矛盾，顾英权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其实是现行制度带来的一种弊端，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博士后的身份定位。我们要将其明晰起来，就应该在提升博士后正常待遇的基础上，取消隐形福利，让博士后的精力回到原本吸引他的地方。”顾英权说。
管理之惑：谁该管理博士后
今年两会上，真正将周其凤和博士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他对博士后定位的纠正，而是他的另外一席话：“目前我国设立博士后是由人事部门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而这个机构存在，就意味着存在编制，有经费，有权决定谁可以设博士后流动站，谁可以招收博士后，博士后要给什么待遇等。”他建议取消掉博士后管理机构，由科研机构、大学、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在国内外招有博士学位的人。
事实上，在今年两会的议案中，周其林给出的博士后改进意见的第一条就是“撤销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及其所有博士后工作站和流动站。国家不再统一颁发‘博士后证书’，不再评定成果、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如果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话，那么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市场也要起决定作用。”采访中龚克如是说。
然而，如果将博士后管理机构取消，将权力下放给企事业单位和大学，是否会出现“一放就乱”“鱼龙混杂”的情况呢？对此，顾英权有自己的理解。
“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发生，但我们也要相信市场自身的调配力量。”顾英权说，而且当下社会已经越来越重视品牌力量，在此背景下，一个博士后流动站能否生存的决定因素，还在于流动站自身的科研能力和内部环境。因此，暂时的“鱼龙混杂”也许会有，但最终会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据了解，中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由政府重视博士后制度并支持其发展的国家，这种重视和支持也使得国内的博士后制度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并有了今天的规模。而如今，政府似乎又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
“如果说之前政府在博士后体系中，充当的是‘管理者’角色的话。那么现在，政府应该将自己转变为一个‘把关人’。”李亮坦言，针对当前博士后制度发展的现状，政府应该行使的权力其实是审查权和监督权。一方面，当企事业单位和高校提出博士后建站意愿时，政府可以考察其是否有足够的物力、财力。如果有，则可以建设；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对博士后流动站进行检查和评估，取消部分不合格者。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再干扰博士后流动站的正常运行。
“如果说，之前政府已经将博士后‘扶上马，送一程’的话，那么现在政府应该做的是松开缰绳，让这匹马真正地跑起来。”李亮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记者手记
什么是“重视教育”
“即使什么都不做，就不能算是另外一种对教育的尊重和重视吗？”采访中，当记者问及取消博士后管理机构是否意味着政府完全放手时，有学者这样回答。
这个答案其实很值得思考。
长久以来，“重视教育”一直是各级政府部门和教育主管机构高呼的口号。我们当然不能怀疑政府部门说出这句话时的诚意，毕竟，谁都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大踏步前进。然而，“重视教育”是否就可以和“插手教育”画等号呢？
当然不能，教育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当需要政府扶植时，政府的一双手是温暖的；然而，当教育需要一定的自由成长空间时，这双手就成为了这个空间里最粗的绊脚绳。
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一说就明白。但遗憾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个道理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在“尊重教育”的理念下，政府部门对教育的干涉，看到了太多在“尊重教育”的理念下，政府部门对教育核心权力的死守不放。如果将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比作李亮口中的那匹骏马的话，政府部门如果站在原地看着这匹马肆意驰骋，这就是一种对教育事业的“不负责任”。殊不知，此时的马才是最快乐的。
于是，我们需要改变一种观念，那就是有时候“什么都不做”才是对教育的最大尊重，因为在“无所作为”的背后，是教育本身发展空间的扩展，也是尊重教育规律的最佳体现。(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