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孙辈们热闹的丰富多彩的小学毕业庆典活动后，不由得忆起自己读小学那些年的点点滴滴，时代不同，境遇各异，令人唏嘘。在冲动的驱使下，就将还幸存在记忆里的那段甜酸的经历变成了文字。
1962年我7岁了，从全托幼儿园毕业后，如愿顺利入读小学。那时读书报名很简单，挑选家附近一间喜欢的学校，到学校与老师见个面，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交了学费就算办好入学手续，之后就兴奋地等待开学日子的到来。
开学后，我见班里有几个同学身材特别高大，之后听母亲讲：那几个同学要么是家庭比较困难，推迟了读书的年龄，要么是考试不合格的留级生。母亲顺便警告我：认真读书、不准留级。自此怕留级出丑，就成为了我读书的原动力。
那年代上学放学没有接送一说，我每天两个来回都是一个人自由行。我上学时的标准模样是这样的：白衫蓝裤红领巾、斜挎着小书包，书包带上绑住小茶杯，背一个小算盘，经常带上喜欢的小玩具（只要上堂不玩，老师就不会没收，没收了必须家长来领回），还时常打大赤脚。与同学在路上追逐时，小算盘“啪啪啪”地响个不停，路人听见会友善地让你先过。夏天的太阳把马路的沥青晒得软软的滚烫，从小就习惯赤脚的我，赤着脚就一蹦一跳地一口气冲过马路。
那时上学不懂什么叫压力，更不知什么叫嬴在起跑线，没有任何的补习班，学习氛围比较放松的，课堂上老师很喜欢与学生互动。每次教新课前，总会随机抽几个同学上讲台，在黑板上测试刚学过的知识。算术老师就出几条算术计算题让你演算；语文老师就进行生字默写或背书；就连上音乐课老师也是一样，要你上台唱一段歌仔，不要以为音乐课不重要，不合格也可能会留级的。被测试的同学做得对错与否，又会随机点名抽几个同学来讲评。这个“随机”绝不会偏心人人有份，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你不想出丑，自然就会用心听课、做好功课。
做家庭功课并不痛苦，大约一小时内就可完成。算术作业一般就在课本后面的练习题集里选几条做，只要不漏做、计算正确就可得5分。我特别不喜欢做算术应用题，因为抄题要写多许多字。语文作业一般写几页拼音或生字，又或者背一段课文和给文章分段落，写段落的大意等等，只要你不漏做，字写得正确起码都有3分，如果还写得整齐基本4分以上，如果再加上书写整洁就一定可得5分。
在低年级阶段，我的家庭功课大部分都在同学家中完成。那时学校出于安全考虑和更好培养学习自觉性等原因，上学放学采取集体行动方式：就是老师将家在同一方、同一条路的同学编为一个学习小组。早上上学时，从住最远同学开始每经过一个同学家就叫上一个同学，走到校门口就整个小组同学排队入学校，下午放学又同样子排队回家。但下午放学后，要先去老师指定的同学的家里集中做功课，老师会不定时到各学习小组检查顺便辅导。做完功课了，住附近同学就各自回家，远的同学又继续排着队先后回家，我住得最远，到最后自然是一个人自由行。
我读书还算省心没有丢人现眼，早早就加入少先队，入队仪式在广州烈士陵园举行，还当过“一划鸡”（少先队小队长）。除了在学校学习外，也爱看课外读物，最初看《小人书》，后来识字小小就看《报纸》，之后慢慢学看故事书，如：《雷锋故事》、《欧阳海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对书中那些名人名句记得滚瓜烂熟。如：“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响鼓也用重锤敲”、“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等等。也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等科幻书籍，有些故事的大概意思今天都记得，如：科学家预测到了二十一世纪时“人类会变得头大身小，因为脑袋特别发达而肢体活动减少”、“人类已经不再吃饭了，每天吃几粒类似葯丸的东西就饱了”、“上课时老师说，以前的人类是靠吃动物尸体为生的，把听课的学生吓得花容失色”等等。总之这些课外书，为我树立“三观”和培养对未来世界的好奇心起到启蒙的作用。
班里同学们的年纪参差不齐，但不影响同学们之间的交往，只要是不打架的时候，都是好朋友，能够做朋友与背景无关，大家在学校里未玩够，放学回家放下书包约好地方又去串门；平日里未玩够，星期天又再继续。同学们的父母和家人，对同学们都十分相熟，见有同学到家里来玩，在家里进进出出、吵吵闹闹，都全当你“透明”。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现在都要好的同学。他的妈妈在校门口旁摆地摊卖“黄鳝”的，我好喜欢去围观，看她劏“黄鳝”是一种惊心动魄的感受。用一个尖尖的圆锥，将“黄鳝”头钉在一条长长的板上，拿一把锋利的小刀，从“黄鳝”颈部插入用力往下一拉，刚才还在拼命挣扎的“黄鳝”瞬间就破肚开肠、鲜血飞溅，再用小刀在颈的部位往下压咯噔一下，然后顺势向下一刮整条骨就拉了出来，过程就几秒钟的事。每次我要回家了，她总会送我一些“黄鳝骨”，令我如获至宝。他读书成绩很好，常常到我家玩，父母留他吃饭，兄妹们也将他当成自己的同学一样。长大后他拍拖时，他妈妈帮他物色了个女仔，他不愿“盲从”，就带几个要好的同学去到女仔家中，让我们帮他把把关。这是各花入各眼的大难题啊！大家自然“百家争鸣”，我在对女仔仔细进行“望、闻、问”后，给出了充满“正能量”的评价。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俩活得家道兴旺，每当讲起这段“秘史”就会又嬲又笑。
那时越秀山、麓湖、登峰大队的农田水塘（现童心路一带）、牛屎河（现东濠涌上游）、北园里漂亮的亭台楼阁（无钱去饮吃，只是去饱眼福）、甚至京广铁路的路边，都是我童年时常流涟之地。 年纪细细只是小学生，又无成人的陪伴，穿街过巷四处游玩，在现代人看来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是不可为的。而在那个年代如果要想等到有成人陪着才出家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除非是傻佐的。我们识走识讲后，就会上街市买油盐酱醋啦。但要说容易发生危险这确是事实，童年不知天高地厚，容易惹祸上身，唯有吃一堑、长一智，能够逢凶化吉与死神擦身而过，那是证明你条命够硬。
举一个事例， 有次我们一班同学去越秀山扒艇仔，分乘二只艇，扒到湖中后就举起船桨打水仗，正斗得激烈时，对手的艇就因入水而侧翻底朝天了。会游水的同学就跳水逃生，但有个同学完全不懂水性的，就在沉艇旁一上一下疯狂挣扎，艇底又滑手又短爬不上艇底。落水的位置刚好离我最近，见状我立即大叫将艇靠近，然后将船桨伸过去，他在无意识的极力挣扎中碰到了船桨，就死死地抓住了这条救命稻草。而这并不是孤例，类似的事件不少。
可能受“男女授受不亲”旧意识影响，那时男女同学在学校里极少一齐玩，话不多说、互不打扰。假如你同异性有亲密的交往被发现，就会受到同性们的起哄、冷落，给你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由于上课的书枱是双人枱，櫈子也是双人座，而老师在编排座位时总是男女同学搭配，结果许多同学第一时间就会在枱櫈中间划界，约定不准越过。这样一来难免会出现因过界而互相指责的事，争吵中一般哭的大都是女同学。对个别争吵不休难以调解的，老师也懒得去分是与非，干脆就调位。你“恶”？有人比你仲“恶”，可达到“一物降一物”的目的。
今天我们这一代人喜欢同学聚会是有原因的。那段青梅竹马般的同学情，啼笑皆非的往事，美美的、甜甜的，就像烙印一样刻在心窩里，聚一回就说一回，说一回就笑一回，陶醉在童年的时光里。
当今如果还用棍棒的方式去教子已不合适了，还会被告发。但那年代的父母们在教子方面好多都信奉“不打不成器”，且动起手来不讲情面，也不掩饰，打仔道具主要是木柴。时常在街头巷尾走过，都会听到、看到打仔情景：挨打者慌不择路地冲出家门，后面举着棍棒的打者边追边厉声警告说，“你走丫！你走丫！我睇你走得去边一度（哪里）” 。同样的情景，在我们的家属楼里也时常上演，隔三差五地就会传出被打的嚎哭声。在几兄妹之中我吃棍棒最多，被打的原因是各种各样，但归根结底都是因贪玩调皮或违反家规，与读书无关。例如：有次去同学家玩，几个人在小巷子里与别人打架，误把旁人家的窗玻璃打烂被屋主捉住要索赔。又打架又要赔钱，结果被棍棒又再教育一番就自然是顺理成章了。
宁可给人知、不可让人见，每次被棍棒教育后的几天，我都不穿短衫短裤出门。但“血缘”这个东西就是如此地神奇，被父母痛打后的愁绪，转眼就会随风而去，父母依旧还是那个父母，没有最好只会更好。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多年后我做了父亲，就有一种体会：原来“棍棒式”教育还是有一定大道理的，那年代普遍都是多孩家庭，“棍棒式”教育简单、直接、高效、深刻，符合多、快、好、省原则，且还能起到杀鸡儆猴作用。而且我还发现一个规律，但凡童年时因调皮捣蛋被父母棍棒洗礼过的人，长大后为人的素质普遍都比较高、也活得更洒脱。
我在读小学期间就有下乡的经历。那时的中学生在暑假期间会去农村劳动或农忙时下乡“双抢”，在学校工作的父母就要带领学生下乡“三同”，假期无人照顾的我，也会跟着父母一齐下乡。白天就跟住学生哥哥姐姐下田劳作，重的农活不会做就做些轻的，拾掉落的稻穗、拔草、倒水送茶等。到了傍晚休息的时候，那些学生哥哥姐姐就会组织农家的孩子们在空地上围坐一齐，教认字、讲故事、唱儿歌，玩游戏一派农家乐，我自然也加入其中一齐欢乐。
所以我虽然是在城市出生长大的孩子，因为有这些下乡的经历，令我对农耕、农作和农村生活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这也碰巧无形中为我以后的多次下乡打下了一些基础。
一到四年级学校的教学都如常进行，我们也为童年的梦想在努力着。但升上五年级后不久，随着“运动”的到来，学校的上课开始变得断断续续，不久后干脆停学了，年纪小小的我们感觉要出大事情了，却也懵懵懂懂不知所为。大人们都忙着搞“运动”，无学校可回的我们就变成了“冇王管” 一族，不知愁滋味就只剩下一个字“玩”。不过也从玩乐的过程中，得到不少意外的收获。
我玩过的东西可多了。属于“阳春白雪”类的有乐器（吹、拉、弹）、下棋、放纸鹞、游水、打球、打风枪、组装矿石收音机等等；属于“下里巴人”类的有养鸡、养葵鼠、钓田鸡、斗花手巾（鱼名）、斗织卒（蟋蟀）、养蚕虫、弹波子、玩弹叉、拍公仔纸、打陀螺等等。每天就是这样子，与同在家属楼里长大的大小朋友仔聚在一起，玩了一样又一样，玩过一天又一天。还因为要自己照顾自己，也逐步学会做各种家务，除了煮饭买菜洗衣服，甚至连简单的车衫补裤、织毛衣、钩花都学会了。玩到忙得不可开交，而学业就基本荒废，除了在父母要求下偶然重温旧课本知识外，还勉强算得上学习的就是看小说、报纸、传单、大字报。
后来“运动”演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流血冲突的事件就常发生在身边，为了怕被误伤，我家里的门窗甚至都挂上了棉被。再后来，出于安全等等因素的考虑，父母就决定将我几兄妹分别送去相对安全的乡下投亲靠友。在远离广州的乡下的那些漂泊的日子里，我勤劳地跟着老表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广阔天地打成一片，很快就改头换面活成了一个如假包换的小农夫。
然而积极地劳动、样子的改变，并没能减轻一点点我的“相思”之苦，反而随着时间的累积变得愈发地强烈。家人们都各自身在何处，安好吗？家里面有无发生不测？自己是否能再重回广州的家？一想起这些就悲从中来，无法坚强，情绪就无法控制，晚上睡在小房子的床上就会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失声哭喊。又经常晚饭后，独自走到西江的堤坝上一坐就是二、三个小时，盯着停靠在码头上的大客轮，望着来来往往、上上落落的过客，就一把把地抹着停不了的泪水，直到大客轮在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码头变得静悄悄的漆黑一片。亲戚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也担心我会发生意外，但除了给我更多的关心、照顾和安慰外，也无有更好办法，因为他们都是按照我爸爸妈妈的吩咐去做的。他们也写信将我的情况告诉我的家人，但传回来的消息就是“还不能回广州”，可怜我那“相思”的苦日子就是这样在煎熬中继续着……
终于、终于，回广州的机会来了，随着“复课闹革命”最高指示的到来，父母写信告知亲戚友人，孩子们要复课了，这时几兄妹才分别从乡下被送回广州。全家人再次团聚，见到我们顺利平安回来，父母是既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我们都长高了、肌肉扎实了、也懂事多了；心酸的是：我们衣裤不称、黑不溜秋、张嘴就是流利的乡下话，这模样就像是一个流浪的野孩子。
在“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我们开始回校读书了。久违的同学们又重逢了，各自都有了不同的经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无以前那么调皮了，思想早熟了，但同学们之间的友情依旧。那时学校上课是提倡“边上课、边闹革命”，虽然是复课了，但复课是反反复复的，心却很难安静下来，课堂上老师教了什么文化知识，记忆中很模糊了，大概是以政治性教育为主，学“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写决心书、开展斗私批俢、跳忠字舞等等，总之迷迷糊糊地随大流地就到了应该小学毕业的日子了。
1968年我小学毕业了，班里个别年龄较大的同学无继续读书，提早步入社会去工作了，大部分的同学就一齐被安排到同一间中学继续学业，那时中学学制是初中二年，高中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