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纪录片的生态主义观照

当代中国纪录片的生态主义观照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生态文化逐渐传播开来，引起了官方和民间越来越多的关注，国民的生态意识也得到提高。但是由于中国的生态传播起步较晚以及受其他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目前中国的环保事业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还尚处于初级阶段，公众对生态的关切程度还不够高，自觉参与保护环境的意识更低。作为一种具有文化意识、思考品质和责任感的传媒形式，纪录片理所当然应当肩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

由央视拍摄的《森林之歌》便是近年来我国生态纪录片作品中的优秀代表。该系列纪录片通过高品质的视听效果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方式，较好地传播了生态思想。本片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对生态思想的完美表达

《森林之歌》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生态美学思想和西方近现代生态美学思想的共通点，即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做为创作主线，将生命体的本质力量和生存状态、生命体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关怀一一呈现，达到一种蕴含着生命体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感悟。

中国的传统智慧中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即人类与宇宙统一的世界观)、道家思想中“万物齐一”等都在《森林之歌》中得到了体现。该片通过中对森林之中各种动植物的和谐相处的真实记录，暗示人们应该从超越天、地、人的立场，从大系统的角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观众在审美的同时认识到人只是世界万物的一支，而不是万物的主宰，人类应该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本身拥有的价值，与自然和谐相处。

长久以来，人类认为自己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内在价值，是价值的来源、一切价值的尺度，是惟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代理人，其道德地位优于其他一切存在实体。“人类中心主义”使得贪婪的人类为了一己之私而无限掠夺自然。《森林之歌》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一头黑熊在冬眠的季节到采松塔人曾住过的窝棚边刨垃圾堆，试图找到一点食物。而黑熊爱吃的红松种子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人采摘干净了。夜晚黑熊因饥饿而发出哀号，令人心酸。

该片还纪录了许多中国的环保现状：有许多貌似保护生态的植树造林活动实际上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有些修葺了防护林的地方本身不适合植树;有些植树造林所选用的植物品种太过单一，无法形成天然的生态循环，结果造成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这些细节都体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批判，发人深思。

二、视听品质的飞跃

镜像语言的丰富是本片的一大亮点。为了能使该片的视觉效果与以往相比能有质的飞跃，摄制组专门聘请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两位资深摄影师尼尔和鲍勃，他们传授给剧组的拍摄经验在《森林之歌》的拍摄中派上了大用场。《森林之歌》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吸收国外自然类纪录片的拍摄经验，加入了许多电影的拍摄技法，给观众以极大的信息含量和丰富的画面信息。微距拍摄和间距拍摄让各种细节在镜头中纤毫毕现，美轮美奂，为观众展现了平常不易看到的奇观，如红松果成熟坠地、白蚁飞舞、胡杨传播种子等;而特写镜头呈现的过程又使观众形成紧张的观影期待，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本片对自然声响的记录和运用是本片音响效果上的另一大突破在过去的影视制作中，由于设备的限制和缺乏专业指导，自然声响多采用录音室后期拟音制作。而《森林之歌》中，自然声响全部原音重现。雪后融水的潺潺声，松果落地声，无处觅食的黑熊发出的失望的咕哝声……都能深深撞击每一个观众的心灵。

三、叙事层面

细致入微的故事化叙事，是《森林之歌》的又一大亮点。该片严格按照Discovery、BBC等国外媒体的商业模式来制作，注重故事化的叙事。其实《故宫》、《大国崛起》等历史人文类纪录片在叙事方式故事化的改革上已经做了有益的实践。将故事化的叙事方式运用到自然生态纪录片中，在国内尚属首次。

《云横秦岭》是《森林之歌》里故事最完整的一集，这个故事被定义为“一个金丝猴家族的王朝政变”，而且故事的角度不是从猴王“甲板”入手而是选择了“王后”圆圆，这样的调整后这个故事就具有完整的起因、经过、高潮、结局，犹如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电影大片。

四、结语

纪录片是大众传媒中特殊的一员。它具有不同于其他传媒品类的文化意识、思考品质和责任感，所以它应该肩负起传播生态文明的使命。以《森林之歌》为代表的作品，也的确为传播生态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我国的媒体应该继续思考，如何在现有基础上以更深层次的生态学观点去观察、思考和解决人类的生态问题，并以此来教育、引领和提升人们生态观，营造良好生态环境所需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华大学出版社,2001.

[3]刘炘.生态电视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4]熊家学.论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