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是一部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其言语精约而且内涵深刻，对先秦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集中展现了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因此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南宋以后，《大学》成为了儒家“四书”之一，是宋元以后的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
三纲八目，奠万世思想之基
《大学》对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做了系统的概括与描述，着重阐述了儒家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突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教化意义。郑玄说它“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孔颖达也认为它“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足可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此外，《大学》进一步拓展了儒家人生观的内涵，在继承孔子的仁政学说和孟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宣扬儒家的修德之学和治政之道，奠定了后世儒学教育、修德、治国的思想根基。
《大学》讲的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它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作为开篇宗旨，深刻弘扬了人的精神价值和品德修养。这一主旨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儒家“三纲领”，准确地揭示了儒学的基本精神，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源泉。“明明德”指的是要发扬人固有的德性，激发人内心深处的道德自觉，从而不断提升自我修养；“亲民”的意思是“新民”，把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品质作为了儒家教育的终极目标；“止于至善”的意思是“将个人修养、社会道德意识和国家治理提升到完美无缺的境界才停止”。
在“三纲领”之外，《大学》还提出了“八条目”。《大学》认为，所有“欲明明德于天下者”，都要经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八个环节层层相扣，构建出了一个条理分明的思想体系。“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八者之间存在着必然且不可分割的联系，虽无时间次序之分，却有因果逻辑之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讲的是提升个人思想境界与道德修养的途径，也就是儒家的“内圣”之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如何治理国家和君子所应行之义，属于儒家“外王”的概念。
“内圣”与“外王”的修身之道，是《大学》提出的核心哲学思考，同时也被规定为所有人的道德要求与伦理标准。无论天子还是庶人，都要以修身为本。由此，君子可做到“为政以德”，而平民也能够在“修身”的过程中不断培育完善和发展自我。
尽管“内圣外王”是站在封建君主的角度去治理国家的理论，背后的等级制度带有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但是仍然对社会的道德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大学》中所强调的道德思想，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大学》中所体现的关心人民疾苦、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安定、拥护统一的思想，对社会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格致慎独：通至理，知至善
《大学》引经据典，对“三纲领、八条目”做了充分的阐释，同时也指出了通往真理的途径和学习真理的方法，即“格物致知”。《大学》认为，格物致知是人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并将其列入儒家伦理学、政治学与哲学的基本范畴。“格物”的含义是，通过穷究事物的外在表象而获取其哲学意义上的“理”。格物致知是儒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它为人的认知活动赋予了修身养性的道德内涵，成为了后世儒学大家重要的治学参考。明代的王阳明就曾经有过“守仁格竹”的典故，虽然王守仁没有在竹子上领悟至理，但是格物致知却为“心学”的开创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指引。
格物致知虽然最早是作为一种道德化的诠释，但是在后世的发展中，其含义不断扩展延伸，逐渐扩充了价值论、工夫论等多方面的内涵。随着格物致知实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它在宋以后逐渐成为了一种宝贵的科学实践精神，并极大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格物致知甚至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结合，成为了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
此外，《大学》还提出了诚意慎独的理念。内心纯正而能诚意慎独，格物致知而能省察心理。只有秉承着诚意慎独的思想态度，利用格物致知的方法，才可以臻至“大学之道”。“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意就是要求人在求道的过程中始终保证内心的纯粹，不能自欺欺人，要自觉自省，保证动机的纯正；慎独则指的是人在“不为人知唯己知”的情况下，也能够用道德规范自己，不管是行为举止还是思想活动，都能够做到“自觉”和“无错”。曾国藩说：“慎独而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册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足见慎独作用之巨，影响之深。
《大学》所提出的诚意慎独和格物致知，深刻阐明了人在修习道德和追求真理时所应当具备的内在基础和实践方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思考和探究，并以其作为衡量自身的行为准则。
以义为利：经济思想之根本
作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理论著作，《大学》中的许多观念都成为了历朝历代所尊崇的思想典范。更有学者提出“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除了对“三纲领、八条目”所蕴含的哲理的解释、论述、方法指引与探究，《大学》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比如用以抵制专制主义和一切丑恶事物的“絜矩之道”；比如“仁者以财发人”的经济思想；比如“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其中，“以义制利”的财富观影响最为深远，它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也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文化根基。
《大学》认为，“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指出了获取财富的根本方法，并阐述了正确对待财富，通过对具体事例与历史典故的评判，直指“以义为利”的思想核心。它所倡导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理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后世的儒学大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总结儒家财富思想，将其发展为真正可“经世致用”的学说。
三国时期，关羽为保护甘夫人与麋夫人的周全，归降于曹操，并约法三章。曹操以重利许之，以重金安之。关羽亦以杀敌将报之。然而当关羽知道刘备的消息之后，毅然辞别曹操，弃重利于不顾，携二位夫人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回归。后来，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能杀而不杀。虽然杀掉曹操几乎可以决定最终天下的归属，但关羽仍是放任离去，这也是义的缘故。关羽面临“利”与“义”的冲突，毫不犹豫地“取义而舍利”，成为了流传千古的典范。
“以义制利”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深远而厚重，它极大促进了社会道德的进步，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经济思想。由于其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形态，因此至今仍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