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乔丽娅度过了到中国以来最漫长的4小时。
前一天晚上，一则新闻在网上疯传：因为学业不合格、违返校规，武汉大学一次性清退92名外国留学生。虽然她就读的是湖北大学，跟清退新闻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她的名字出现在新闻的末尾，成为在华留学生的一个反面典型。文章称，曾在2014年站上《非诚勿扰》舞台的乌克兰姑娘乔丽娅，因为学业亮红灯，去年被湖北大学清退而未获得博士学位。
“我被误伤了。”乔丽娅觉得非常无奈。
过去的9年，是乔丽娅逐潮流而动的9年。2011年，她在中国国际教育大发展的潮流中进入中国，在中国社会对洋面孔的推崇中找到立足点，并在网络流量的争夺中不断赢得新机会。
乔丽娅和弟弟乔浏胜现在是网红，在某短视频平台拥有将近400万的粉丝。 蔡家欣 摄
退学，意味着什么？
所有言论指向的是乔丽娅曾经的外国留学生身份。
2011年，21岁的留学生乔丽娅从乌克兰第三大城市第聂伯启程，在莫斯科中转，飞往中国武汉求学。
她申请到了孔子学院奖学金，留学武汉湖北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2013年6月，她又获得湖北省政府奖学金，成为这所省属高校的首批外籍博士留学生，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很长时间里，毕业论文成了她的恶梦，“每次一想起来，就头疼”。她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人的“面子文化”》——这是导师的建议，“对外国人来说，这个题更容易些。”第一次开题答辩，一位老师指出，题目和文学专业没有关系，于是又加了一章内容：中国文学中的“面子文化”。
文学研究艰涩，对于一个没阅读过任何中文小说的外国人更是。她试过捷径，在网络上寻找简化资料，但深度不足以应对博士研究。2018年，在拥有了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后，乔丽娅决定放弃攻读博士学位。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乔丽娅认为自己是主动退学，并非被清退。2018年6月，她向湖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递交退学申请表，一年后手续办理完成。
但风波挟裹着她刚刚积攒的一点名气，愈演愈烈。她的短视频帐号不得不停更两周。
1月4日，恢复更新后，乔丽娅跑到公司附近的一个小清吧放松。半小时过去了，她拨开手机屏幕，瞟了一眼数据，又迅速摁灭，“点赞才5千多”，“可能被限流了”。酒吧的灯光忽明忽暗，更衬得她心不在焉。
无论如何，清退留学生的新闻在留学生里引发了热议。
25岁的巴基斯坦学生穆布杰，属于被武汉大学退学的九十二分之一。他到武汉大学读汉语言专业两年了。因为汉语5级考试没通过，2018年8月起，他不再享有免除学杂费、每月2500元生活补贴的奖学金福利。
武汉大学给过选择——自费留学。穆布杰拒绝了。他计算过，每年各种费用超过4万元人民币。此前他在巴基斯坦做工程相关的工作，每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也才3000元。和他一道被退学的另外4名巴基斯坦学生，也做出了退学回国的选择。
退学，意味着什么？一名苏丹留学生说：“证明你能力不行，回国后，你的家人、朋友都会非常看不起你”，“找工作，别人也会质疑你的能力”。
穆布杰仍处在“失落”当中。他反复强调“家人很失望”。回国后，他在巴基斯坦一家贸易公司当中文翻译。如果能在武汉大学顺利毕业，他很有可能会回到巴基斯坦，在当地孔子学院做汉语教学工作。
根据公开资料，上述被清退的留学生中，8人持孔子学院奖学金、24人持中国政府奖学金、1人持外国政府奖学金，其他均为个人自费。
“趋同管理”是此次“退学潮”的政策大背景。2017年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制定《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在招生、教学、校内、奖学金和社会管理方面都作出趋同管理的规定。2018年教育部出台《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提出来华留学生在学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与中国学生一致。
“目前教育部对来华留学很重视，过去是讲数量，现在是重讲质量。”湖北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海谋在接受采访时说，湖北大学有400名左右的留学生，每年总有1~2位被清退的。高校的清退行为被普遍解读为对新的留学生管理政策的响应。
“中国是希望，中国代表着未来”
和所有20来岁的姑娘一样，乔丽娅爱美。来中国的那年，衣服和鞋子塞满了大大的行李箱。一本厚厚的《俄汉—汉俄词典》藏身其中，红绿封皮，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前，她在乌克兰第聂伯大学读了四年汉语言专业。
她要直奔中国，可是没钱。她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单亲家庭，母亲从军队退伍后，在当地银行工作，每月工资2000元人民币。
乔丽娅通过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孔子学院，申请到奖学金。当时，距离全球首家孔子学院的成立才过去6年。6年间，这一由中国政府主导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遍布全球。乔丽娅申请奖学金的2010年，全球已经有322所。
她运气不错。抵达的这一年，适逢中国提升国际教育水平的黄金期。2010年教育部印发《留学中国计划》，提出2020年中国要招收50万来华留学生，成为亚洲最大留学地。改革大刀阔斧进行，其中包括稳步增加国际留学生的奖学金。乔丽娅来华的2011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总数首次达到历史新高——突破了29万人。
“中国是希望，中国代表着未来，到中国留学，我们才有希望和未来。”有留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
2011年，乔丽娅拿到孔子学院奖学金，免除学杂费，每个月她还能有3000元的生活补贴。
但异国求学生活的开端并不顺利。
宿舍常年见不着阳光，房间里浸透着潮湿的腐味。两张单人床相向摆放，中间的过道不到半米。室友来自巴西，冬天习惯开窗，“通风、换气”，武汉湿冷，没有集体供暖，夜里上床，乔丽娅常常摸到一手的冰凉。
和几乎所有的留学生一样，语言也是不可跨越的问题。“不会语言，你在这里就混不下去”，这是她常挂在嘴边、教训弟弟的话。当时，银行大厅离宿舍就100米，最开始换钱，她足足憋了两天。最后在好友的陪同下，才去柜台填表。表格上“信用卡”3个字蹦出来了，她咬着笔头，思考良久，最后鼓足勇气，战战兢兢地向别人请教。“换钱都这么难，以后还怎么生活？”从银行出来，一股危机感涌上来。
碰壁后，很多留学生将自己封闭在熟悉的圈子里。在高校留学生群体中，根据语言种类，划分了很多圈子：韩国人和韩国人玩，有时候也允许日本人加进来，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俄语系国家的学生也会抱团。
在中国这么多年，乔丽娅见过太多留学生，他们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阶层：刚果（金）排名第一的金萨沙大学高材生、苏丹普通的经商家庭、马达加斯加政客的子女……
很多人因为不适应，最终卷铺盖走人。一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学生让她印象深刻。那是中国地质大学天然气专业的留学生，受父亲逼迫而来——那是两国合作项目，他们国家提供奖学金。
为了被开除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名学生旷课、闹事，但都以失败告终。在中国待了8年，归国时，对汉语的造诣仅限于“你好”、“谢谢”、“不知道”。
一名来自马来西亚，在武汉大学的留学生告诉《极昼》，她隔壁宿舍的留学生每天外放音乐、跳舞到深夜，喝酒闹事在留学生宿舍里更是常事，“考试周也不间断”。
在乔丽娅看来，“奇怪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是，她必须小心谨慎，没有失败的资本——乌克兰经济衰退，机会寥寥；俄乌关系不好，乌克兰人在俄罗斯需要先转国籍再就业，“太麻烦”。潜力无限的中国是最优选，她必须在潮水里沉潜下来。
乔丽娅在武汉一家咖啡厅熟练地使用汉语和老板沟通工作。 蔡家欣 摄
外国弄潮儿
乔丽娅知道，要想生存下来，必须成为潮流里的“弄潮儿”。
她不允许自己待在舒适圈。头一个月，她只吃两道菜，糖醋里脊和西红柿炒鸡蛋。但慢慢地，她学着改变，小心翼翼地打听一些菜的组成，然后换一道新菜尝尝。
为了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她站上了当时火爆的电视综艺节目《非诚勿扰》的舞台。
2014年，第一次站上《非诚勿扰》的舞台时，一种酒后的晕眩感包裹住了她。演播厅少说也有2层楼高，20多个女嘉宾都是黄皮肤黑头发，边上还有几十颗黑压压的脑袋在围观。一串又一串陌生的词从主持人的嘴里蹦出，乔丽娅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那张嘴，一张一合，头顶上强烈的灯光倾泻而下，明晃晃的，“嗡嗡响，整个人都是懵的”。
她心里就一个念头：千万别被主持人点名回答。
“乔丽娅，外国男人在家要不要做家务？”下一秒，主持人孟非真点名了。
“我没听清，你能再说一遍吗？”她脱口而出。
露怯的反应，让她很懊恼。“从小到大，我是属于很会说话的那种人。”在乌克兰读大学时，校园晚会、话剧舞台、音乐社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在路上，当地电视台的采访话筒递过来，几乎没有停顿，话就直接从她嘴里跳出来了。
最初，她感到自己被束手困在一张语言的网里面。
坚持录了半年节目，口语水平飙升，“本来参加两、三期就可以走，但我不要，这就是机会。”
在那个偌大的摄影棚里，直觉告诉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社会”：原来，汉语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方言、房和车是中国人寻找配偶的重要标准，很多中国女孩在配偶身上追求安全感……
那几年，中国综艺节目盛行洋面孔。韩国艺人安七炫以白蛇造型，登上央视《叮咯咙咚呛》，挥刀剑唱京剧；以色列、英国、印度、伊朗等国留学生坐在湖北台《非正式会谈》和江苏台《世界青年说》的桌子PK辣条；大山带着孔子学院的外国留学生一起表演群口相声《四海之内皆兄弟》，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趁着在《非诚勿扰》积攒的名气，乔丽娅也搭上了这股热潮，她不断接到综艺节目、美食节目的邀约。在中央4套《中华情》的舞台上，挪着舞步，攥着手绢，她唱起了《回娘家》，大红色中式旗袍和金发碧眼的洋面孔形成鲜明反差。
在她印象里，那期节目的收视率创下纪录。她决定要在中国留下来。
事实上，乔丽娅的反面是大量的失败案例。
一位哈萨克留学生讲述了她“勇闯”中国人圈子失败的故事。合作小组作业，把资料发送给中国同学后，被打回来，因为“内容不对”。反复几次，还是不符合要求。“算了，我自己找”，同组的中国学生最后等不及了。她汉语水平不熟练，先用俄语搜索资料，再转译成中文，“拖慢了进度”。
事后，这位留学生编辑了100多字的道歉语，鼓起勇气，摁了发送键。
“对方回复了吗？”
她缓慢地摇了摇头，“没有”，眼神流露出受伤后的脆弱。
更多时候，偏见、误解、好奇总是藏在很多人探寻的眼光中。在武汉，一名苏丹留学生最喜欢的地方是学校，没有人会特意看他们，更不会被人拿手机对着拍照。相当一部分人的感受是，“你就是个留学生，是客人，毕业了就该回去”。
在30多人的公司里，乔丽娅的工位靠窗边，她喜欢熊和粉色的装饰品。 蔡家欣 摄
适者生存
如果你问乔丽娅，现在最想要什么？答案和大多数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一样——稳定。
工作定下后，她火速将17岁的弟弟接来武汉，先学3年汉语，再考中国的大学。她每年要承担弟弟6万元的费用，如果弟弟顺利在中国入读大学，这种付出还将持续四年。她从网络上购买幼儿认字的卡片，贴在家里的墙上，拆分每个字，教弟弟认字。弟弟的到来让她有了在中国落脚的决心。
2019年，乔丽娅重新办理了3年工作签证。现在，她是一家策划公司的创意总监，凌晨下班是常有的事，一周六天班，日子被塞得满满当当。
乔丽娅的家乡是乌克兰第三大城市第聂伯。那里的冬天很利索，大雪说下就下，哗啦啦，城市化成一片白。雪后晴天，不经意一个抬头，就是辽阔高远的天空。相隔几万公里，武汉这座城是：人在雾中走。雨水浸泡树干，混合着满城开挖的泥土，常年累月，整座城市裹在一股湿腐的气味里。冬天总是湿答答的，冷浸透着湿气，尽往人骨头里渗。
花了9年时间，她差不多也习惯了这座浑浊滞重的城市。她每天7点起床，收拾打扮，步行1公里，到公司开会、讨论剧本。清晨，一个趔趄，那双黑色麂皮短靴一脚就踩进了凹坑泥水里。乔丽娅飞快打理：掏纸巾，抬脚，擦拭，继续赶路。
几乎每条视频，她都要参与剧本创作、拍摄和剪辑，她坦言，不想成为一个简单的被拍机器。她有规划：先做出镜，积累经验，然后转型做幕后。
她的偶像是李佳琦，“太努力了，可以一天试上百只口红”。在视频里，乔丽娅搞怪、搞笑，努力发掘中国人和外国人共通的笑点，比如装修噪音的困扰、姐弟矛盾……在内容制作上，她试图摆脱两个标签，一是外国人身份，二是美貌的作用。
但她的老板刘亚丽却坦承了这点。根据刘亚丽的总结，外国人在平台火起来的因素有二：首先长相要不错，其次是在镜头前要有表现力。而在当下的平台上，用户最喜欢看外国人体验中国文化。
这位女老板长期从事策划类工作，和许多外国模特打过交道。有时候活动结束，这些模特又会临时索要50元打车费，乔丽娅和她所遇到过的外国人都不太一样，“很实在”，“不会斤斤计较”。
乔丽娅极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短暂的稳定。
“你知道吗？那张酒桌上有中国人”，弟弟在武汉一所酒吧和人打架，在一家咖啡厅里，乔丽娅瞪大了墨绿色眼珠子，又压低了声音，才以这样的开头来转述这件事，很快又解释“但不是和中国人打架”。避免和中国人的冲突是她的生存法则之一。
在很多留学生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谨慎。无论名气多大，“异乡人”总不是一个正式的存在。
刚果（金）留学生帕特是志愿者，负责过武汉马拉松、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外国人志愿服务，还在读博士的他，已经顺利住进武汉汉阳区人才公寓。没有及时回复学校领导的信息时，他会懊恼、担心对方生气，在微信上不住抱歉、澄清原因。
除了谨慎，9年过去，乔丽娅也没有完全适应关系的处理。不久前，同事在工作群发了一条视频，“为什么要用这样烂的滤镜？”她没有犹豫，这句话直接发送到群里。无人应答。
“我觉得整体都很好，但是滤镜还可以更好一些……”一周后，老板教她这样提意见，因为那种说法会伤害别人。她想起论文导师一贯的回复，“感觉不太对”。她烦透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哪里有问题，直接说，才能知道怎么修改。”
清晨10点钟，办公室，30来个同事都在盯着电脑，键盘声此前彼伏。一位胖乎乎的男士趿着拖鞋急匆匆赶到。“9点上班，10点才来，什么样子？”背后响起了领导的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