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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帛书的《要》篇记载了孔子老而喜《易》的情况：“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贡感觉非常不可理解，质疑孔子说：“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子贡的质疑，无疑触及了宗教性的天命与人文性的道德之间的张力。孔子此前的教育，强调的是人文性的道德，并不鼓励卜问神灵，因而子贡无法理解孔子老而好《易》的做法。孔子首先回答：“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子贡以为，孔子的意思是，他并不是用《易》来卜筮，而是喜好其中的言辞和史料。这个回答让子贡更不满意，因为这像是一种太不诚恳的态度了：“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孔子也被他逼得不得不给出一个更详细的解释：“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图，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孔子认为文王在充满疑虑之时作《易》，《易》能使困惑中的文王坚定起来，且对刚、柔、愚、渐之人皆有补益，其意义不只是保留了远古的文辞与史料而已。子贡当然听明白了这个意思，感到孔子似乎并未完全否定卜筮之用，因而问出了更加尖锐的问题：“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并不否认《易》的卜筮功能，说自己“百占而七十当”，接着又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恃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这是孔子在被子贡穷根究底之后，对前文“不安其用而乐其辞”的详细解释，且显然与《说卦传》中的这段话相呼应：“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子批评巫的“赞而不达于数”，就是只达到了“幽赞于神明”的境界，史“数而不达于德”，就是只达到了“参天两地而倚数”的境界，都没有达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学境界。孔子以《易》求德，与史巫之徒“同涂而殊归”，并不是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而是比他们走得更远，因而史巫所做的他都会做，但他不会停留在史巫的层次。所以，“不安其用”，并不是完全废弃其卜筮功能，而是不满足于卜筮中的概率与猜测，还要进于德义。因而，孔子不会完全否定卜筮以定吉凶的功能，只是不会满足于仅仅占卜吉凶，因为仅靠占卜并不能确定吉凶，更要在变化莫测的天命与人事中决定去取；“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所讲的德行、仁义，都不是书生气的迂腐之论，而是在天命与人事的张力之间经权定位，所以其做法是“祭祀而寡”“卜筮而希”。《系辞》一方面讲“盛德大业”“易简之德配至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另一方面又讲“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乐天知命故不忧”“系辞焉以断其吉凶”，用意也是相同的。
孔子谈德性的出发点仍然是性命，因而最终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吉凶正是性命之展开方式，那是否可以说，德与吉其实是一回事，吉无不利的命运轨迹，便是最有德性的性命展开？若是这样理解，占筮与德性当然就不矛盾了。但若真是如此，孔子与史巫之徒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性命论的角度看，并没有性命之外的什么存在来决定善恶与德行，性命乃是最初的出发点，因而生活的幸福展开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而不会有希腊人德性与命运之间永远不可和解的那种悲剧精神。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天命的阴阳不测始终是一个基本前提，卜筮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德行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带来吉祥，这是性命论面对的根本张力。只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孔子与史巫之徒的巨大差异，也才会明白，所谓“知几”，并不是穷尽命运的所有变化，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也并不是让人追索鬼神那阴阳不测的变化，要不然孔子就不会是有德而无位的结局了。
孔子对卜筮之道的重新思考，是形而上之道的真正形成。经过从龟卜到筮占的长期演变，卜筮之学已经形成了叩问命运的体系，但卜筮体系本身还不足以构成形而上学。孔子年轻时，应该和子贡一样，对卜筮之术是很不屑的。但随着他对《周易》的深入理解，他在易学中发现了思考性命与天道的可能，于是开始思考易学的抽象意义。在《要》中，孔子说：
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木、土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极之，变以备其情者也，故谓之《易》。
一方面，易学思考不可脱离命运问题给人带来的忧患；另一方面，易学又使命运叩问上升到对天地人之道更深入的思考。仅凭卜筮之术，当然不足以构成形而上的思考；但形而上之道又来自于命运叩问的原初论题，这个问题构成了中西形而上学最大的差别，也是性命论之所以成为性命论的关键。《周易》这部卜筮之书成为性命论形而上学的无尽源泉，就是因为，命运与德性之间的丰富张力，为性命论传统中不同倾向的哲学思考都提供了足够广阔的可能性，因而也使易学各流派得以充分展开。
知几，是对事物变化趋势的把握。性命论哲学并未设想对绝对存在或终极因的把握，而是从此时、此地的自我出发，在时空变化中把握命运，这便是知几的意义。因而，知几所要求的，并非人所不可能掌握的绝对客观知识，而是对天道的模拟与推测。易学家认为，要通过占筮来知几，就需要模拟天道，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构成的诸种可能性，便是对天道变化的模仿。天道是阴阳不测、混沦为一的，但对天道的描述、区分、总结与归纳，却不可能是混沦不测的，而对天道的这种极尽精微的易数之思，便是形而上之道。
摘自《知几与稽疑 ——略论易学的命运观及其性命论意义》《周易研究》